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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今日（七月九日）立法會會議上，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就羅致光議員有關「專責委員會報告」所提出的議案的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主席女士：
關於立法會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簡稱「沙士」）爆發的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報告，我剛才很細心聆聽了各位議員的意見。
政府感謝專責委員會各委員在過去八個月來為調查作出很大的努力。政府與專責委員會通力合作，除了提供關於處理沙士疫情的詳盡資料外，多位高層同事亦曾在專責委員會的公開研訊席上作證。行政長官更親自會見委員會委員，提供資料協助委員的工作。
去年的沙士疫潮對所有香港人來說，是一場心力交瘁的經驗；對於痛失至親的人士來說，是非常悲痛的經歷。這次疫潮中有多人不幸病逝，我們至今仍感到很難過，並再一次向痛失至親和因沙士疫症而身心受創的人士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剛才劉慧卿議員提及「沙士」信託基金可能不足夠應付「沙士」死難者的家屬及「沙士」康復病者合理的需要。我們向財委會申請設立「沙士」信託基金的時候，已經向議員承諾，如果有需要，便會向立法會申請增加撥款，所以我請劉議員放心，未來數月這基金仍有足夠的款項照顧死難者的家屬及「沙士」康復病者。我們現正作出最清楚的評估，務求當新一屆立法會展開工作的時候，我們立即匯報基金的發放情況，如果預計基金真的不敷應用，我們在適當的時候會向財委會追加撥款，確保有關人士繼續得到援助。
在這場抗疫戰爭中，我們面對的是一種病因不明，來勢洶洶的新疫症。每一位參與抗疫的人士，無論他們是服務私營或公營機構的公共衞生或醫護系統的管理階層或前線人員，都是竭盡所能，奮勇抗疫。正如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國際專家委員會在其去年十月發表的報告中表示，「委員會對香港疫情的了解加深後，對社會各界在疫症肆虐期間卓越的表現，以及努力不懈，堅守崗位和勇於承擔的精神，更感欽佩」，「委員會亦向香港的醫護人員表示崇高的敬意，他們無私奉獻，盡忠職守，捨己為人的出色表現堪為楷模。」。這是國際專家說的。
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專家委員會亦已經對政府和醫院管理局在處理和控制「沙士」疫症的工作完成了一個很詳細、專業的檢討。這十一位國際知名的醫療專家在報告中指出「沙士」疫症初期，由於對這疾病和成因所知甚少，醫護體制出現了明顯不足之處，但整體而言，香港對疫情處理得宜。事後回顧，醫護體制有不少地方急需檢討和改善，專家委員會認為在這次處理「沙士」疫情上，沒有人因疏忽職守、未盡全力或行政失當而應受到譴責。
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報告是一份很詳細的報告。雖然政府並不完全同意專責委員會在報告中就個別事件的分析和對官員的表現和責任所作的評論，但從報告所羅列的事實和證據，顯示所有參與抗疫的公職人員，包括醫管局和衞生署的同事，確是盡心盡力，全力以赴，縱使有不足之處，但並沒有證據顯示有公職人員在對抗這個不知名的新疫症過程中失職、未盡全力或涉及誠信的問題。政府深信前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醫生在抗疫期間，與其他參與抗疫的公職人員一樣，在極困難的處境下已經努力不懈，對抗疫症。專責委員會報告有關對陳太的批評，環繞在她當時對疫情發展的判斷。政府認為這些批評不足以支持楊森議員要求譴責陳醫生的修訂動議。況且陳醫生服務香港三十年，竭盡所能，對改善香港公共衞生貢獻良多。陳醫生已於去年從政府崗位退下，政府實際上亦不能對她採取任何恰當的跟進行動。
香港成功控制「沙士」疫情已超過一年了。迄今已發表了三份報告，從不同角度檢討有關處理及控制「沙士」疫症的工作。政府一直以來都抱着汲取經驗，虛心檢討，防患未然的態度，做好預防和控制傳染病的工作。
其實在疫情初期，由於疫症病因不明，並且迅速發展，楊局長得到行政長官的授權，親自參與醫管局及衞生署的實際運作，以便盡快克服醫護系統不足的地方，包括設立衞生署與醫管局之間的實時資訊交流系統，加強衞生署在追查接觸者和進行環境調查方面的能力，及改善醫院的系統和機制等。
在過去一年，楊局長和各有關部門亦做了大量跟進工作，落實國際專家委員會的建議，改善和加強香港的醫護體制和對傳染病的防禦能力，包括成立衞生防護中心的新機構，結合各方更有力地預防和控制傳染病。其他的措施包括加強與內地和廣東省的傳染病通報機制，與英國衞生防護局簽訂有關策略性聯盟的協議；強化傳染病資訊系統，以便防護中心、醫院管理局和其他醫護服務機構能更有系統地分享傳染病監測數據；制訂整體應變機制；增加醫院的隔離病床及設施；及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取得撥款以便在瑪嘉烈醫院興建一所新的傳染病中心等。
醫管局亦已採取相應措施，提升預防和控制傳染病的能力，包括在醫管局大會轄下成立緊急執行委員會，負責監察公立醫院的緊急事故或危機管理；在醫管局總辦事處、聯網和醫院各層面制定處理傳染病爆發的應變計劃，並定期進行實際演習；成立傳染病控制訓練中心，加強醫院內的感染控制人手；制定與員工溝通的策略，並在各聯網和醫院委任溝通協調人員；亦已藉着與衞生防護中心進行協作，加強與公共衞生人員的溝通等。
「沙士」去年侵襲香港時，是一個無人所知，兇猛而無形的病毒。香港很不幸首當其衝受到它猛烈的影響。但楊局長、陳醫生、梁智鴻醫生和全體醫護人員全情投入，以勇氣、毅力和專業才能將疫情控制，他們所作的努力應是得到肯定的，這亦是國際醫療專家很高的評價。
事實上，與一年前比較，香港目前已有更好、更強的準備，來對抗傳染病的可能侵襲。雖然傳染病症的即時威脅已降低，政府仍會時刻保持警覺，致力對抗日後可能出現的大型傳染病症。
主席女士，楊局長是親身推動改善香港的醫護制度，使整個制度在「沙士」疫症過後，建立了更鞏固的基礎和更有效，更加暢順的運作。一直以來，楊局長對「沙士」給市民帶來的悲痛感同身受，他沉着地面對各方對他的批評，他亦深切明白「沙士」所牽動的社會情緒，容易對問責制帶來的政治冲擊和懷疑。
他現時作出引退的決定，除了顯示他勇於承擔的精神外，還顯示他寧願用自己的引退，讓社會盡快就此事平靜下來，以免政治漩渦使社會不能聚焦於加緊抵禦疫症的工作。梁智鴻醫生亦抱着同一精神，請辭了醫管局主席一職。
我留意到，社會輿論對楊局長的辭職有不同反應。有人認為他行動恰當，也有人指出楊局長無需下台。但無論如何，我認為事件已引起社會更深刻的思考及討論一些論者所說的「問責文化」。對政府來說，問責制的推行，是希望配合整個政治制度趨向更民主化及更開放，無論任何時候，政府都應該就施政完全地向市民負責及作出交代。但政府亦希望議員及社會各界能夠保持理性及開放的態度，對官員的施政表現，要作出客觀，公正的判斷，並要考慮到有關判斷對這些官員所屬的公共服務機構所帶來的影響。大家還要考慮整個施政過程是否具透明度，官員是否已克盡所能。
政府是樂於接受批評的，我們深切希望能夠與議員及社會各界建立夥伴關係，但我也期望大家要從良性互動及積極方面出發，不走事事找尋極端之路，要共同為社會整體利益服務。
多謝主席。
完
二○○四年七月九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