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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稿代行政會議秘書處發：
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今（二月十四日）早就《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接受電台訪問，以下為談話內容供參考（只有中文）：
主持：關於組織取締的上訴聆訊中缺席聆訊一點引起關注，可否請你解釋一下，或是用你的眼光講一下為何有這樣的規定或建議？
廖長城：大家講的是草案8(E)的條款。8(E)說的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為上訴訂立規則，這是給一個權給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根據他認為甚麼是公平而訂立的規則，規則中有指導性，如果它沒有提你可以這樣做，終審法院法官也沒權作出類似的規則，實際上規則還沒有的，這只是所謂法例賦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審訊這類案件的時候，訂立一些審訊的程序，屬於一種附屬的法例。所以大家先了解這點，這是給他有權就上訴的機制訂立一些上訴程序上的規則。
主持：即是說不是事必會這樣做？
廖長城：不是事必會這樣做，只是給他權力由這樣作出一些規則，規則實質上怎樣？內容怎樣？怎樣針酌？這是由他決定。
主持：Andrew，想先問一個問題，其實說可為上訴訂立一些規則，是他自動自覺做的，還是在保安局或律政司申請下才做？
廖長城：法案上提出賦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為上訴訂立規則的權力，這權力純粹由他去行使。
主持：但8(D)說原訟法庭應律政司司長的申請而信納將會在該法律程序的過程中提出的証據或作出的陳述，若被發表可能會損害國家全，原訟法庭可命令所有公眾人士或任何部分公眾人士在聆訊的任何部分中不得在場，以避免該等發表。這含意看來是應律政司司長的要求而做的？
廖長城：8(D)第5點是稍為不同。第5點是一個法庭進行的法律程序過程裏，當然律政司司長是起訴人，另一方面有被起訴人，這情況下可在程序上提出向法院申請，法院批不批准是另一回事，他只是有權申請。
至於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向法庭上訴時提出這樣的申請，因為程序裏提到的事實或証據或其他資料在公開後會損害國家安全，他可以向原訟法庭申請命令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士，但不是當事人，不可以在場，這並沒有提到當事人。大家看清楚，現在一般來講，上訴或法院聆訊都是公開的，除非有特別的理由。我舉個例子，不要說國家安全，例如在商業秘密的案件，我處理很多，商業秘密的案件中牽涉到發明或專利、或商業秘密，原告方可向法院提出申請，聆訊或部分聆訊不會在公開進行，以保障商業秘密或發明。這基本上是同一道理，但理由不同，這是基於家安全的理由。當然法院在接獲這個申請時，它有酌情權，考慮到一方面律政司的申請是否有理據，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對被上訴人有沒有一個公平公開的審訊，會不會構成不公平，考慮了兩方面理由後有一個平衡，然後作決定。這不是說一定是這樣，只是提出在某些情況下，如果律政司申請而法院接納的
話，法院會先命令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士不可以在場聽有關聆訊。第一，這只是給律政司一個申請的基礎，不是法庭一定會批准。第二，不是公開的意思是指部分或所有公眾人士都不可以在場聽有關聆訊，這並不代表不公平，問題是一般來說我們相信所有聆訊公開才知道法院在執行判決或審訊時是公平的，起了大眾監督的作用，實際上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士與這案件是無關的，唯一有關的是當時人。
主持: 根據8E，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可以為上訴訂立規則，可以令原訟法庭在任何人，包括上訴人或他委任的任何的法律代表在缺席情況下進行法律程序。當然終審法院法官在整個司法體系內地位是至高無上的，而且他是德高望重，不受質疑。雖然這樣，但做一件事也要有合理性，我們現在便要解釋其合理性。請你補充其合理性。
廖長城: 我剛才說根據8E，這個一般來說很多法例也是有的，它是賦予權力去訂立一些附屬法例。現在8E是給中央法院首席法官為上訴訂立一些規則，它下面第三點提到你剛才提到的兩點有關法律程序，在上訴人未獲得提供取締理由的全部細節下進行或令原訴法庭可以在任何人缺席下進行法律程序，這賦予他權力去做。當然他在起草這規則的時候，他亦要考慮基本法27條及39條，尤其是39條引伸到國際人權公約的標準。因為它訂立的規則也要合符人權法。大家知道基本人權、自由是受到保障，受到兩條主要國際公約保障。大家知道在ICCPR，即政治權利公約內提到基於國家安全理由，當有需要時可以對這種基本人權自由作出合理、相應或必須的明文限制。當然在訂立細則時，我相信中央法院首席法官肯定會考慮人權公約、基本法內保障我們的人權自由而作出合理和平衡的規則。
主持: Andrew, 你的意思指8E其實不是代表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一定要每一宗上訴也要有引用這兩條法例，即每宗個案也可以酌情決定規則是這樣？
廖長城: 不錯，我相信8E的意思是給權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去訂立這規則，他在特殊情況下令法院有權力酌情行使這種權力。
主持: 按當時情況、個案處理。
廖長城: 是，按當時情況、個案處理。所以距離我們現在所談的問題相差很遠。第一，這只是給他權力去訂立類似的規則。第二，這些規則訂立時必須考慮到人權公約及基本法保障人權的條款，要平衡作出規則。第三，有這規則後並不是一定要行使，一定要法庭本身有酌情權，到時看特殊情況及環境是否有需要而決定。
主持: 即每宗個案個別處理？
廖長城: 對。
主持: 另外一個問題，如果訂立這條法例後就說法院可以委派一位律師，法律執業者為上訴人利益行使權力，即法庭找律師代表上訴人的利益，但這法律工作者不是代表上訴人，而是代表他的利益，不過不是他聘請，這是否有問題呢？
廖長城: 其實第四條款相應上面第三條的。第三條說上訴人或他委任的法律代表缺席，在這情況下，第四點說凡根據這情況下的規則，令上訴人或委任的任何法律代表缺席下進行法庭程序，就可以訂立條文委任一位法律執業者為上訴人利益而行使權力及該法律專業者的職能和責任。可以看到這是多個保障，訂立規則時表示如果基於某些理由法院可行使酌情權，不給上訴人或他委任的任何法律代表出席時，或他缺席時，法院亦不可以令到他完全沒有人代表他的利益。
主持：報紙報導陳日君主教認為現在二十三條立法建議已經有一個取締組織的機制，無需有禁制組織的機制，你有何看法？
廖長城：我不是太明白他說甚麼，我估他是指現在社團條例中，保安司已經是有權禁制某些組織，是否還需要取締組織的條款，是不是這個意思？
主持：他說其實已經有明令的取締就無需保留禁制組織的機制，我也不是太明白。
廖長城：我不太明白他說什麼。根據取締機制來說，基於三個大前提：第一，本地組織本身的目的是進行叛國，顛覆或分裂國家，或其他有關國家安全的理由；第二是它正進行，或打算進行這些活動；第三是內地有一個母機制、母組織，被中央政府根據內地法律取締，然後才根據機制，這然後才是香港的事，由保安局局長在香港根據香港法律，根據香港情況作出決定，而這個決定如剛才大家所說是可以上訴到法院。記得在諮詢文件時，曾經提議過，事實是上訴到一個委員會，法律才上訴到法院處。當時大家都提出一個擔心，委員會的公証性有些質疑。所以現在事實也好，法律也好，都可以上訴到高等法院原訟庭，這亦是一個很理智的做法，因為大家都對香港的司法都很有信心，對香港的法院的法官很大信心，既然大家有些疑慮，將這個事實的上訴搬移到高等法院原訟庭聆訊。
主持：另外一個問題是這些罪行是要由陪審團審訊，其實這安排是不是特別的情形，尤其是講到某些罪是被告人是可以選擇由陪審團審訊。
廖長城：這個問題是當時因應大家的一些憂慮而作出的。基本上在刑法來說，凡是刑事罪行的刑罰可以是終身監禁，一定是由高等法院原訟庭審訊，而我們的高等法院原訟庭的刑事審訊一定是用陪審團，地方法院沒有的，裁判司署沒有的。當然一些沒有那麼嚴重的罪行就不需要到高等法院原訟庭聆訊，可能由地方法院或裁判司署進行。但因為大眾對這有些擔心，我不信一個法官，我信一個陪審團。所以現在草案中提出的，有些罪行不是終身監禁，是七年的，這些案件本身來說未必一定在高等法院原訟庭進行聆訊，可能在裁判司署，亦有可能在地方法院。現在是提出一個權予被告人，他可以要求要，他可以不要求。如果他說他不喜歡在裁判司署審，不喜歡在地方法院審，我一定要到高等法院審，因為我想要陪審團。
主持：一般來說，從免卻罪名的角度來說，有陪審團是有利被告或不利被告呢？
廖長城：我做律師的經驗來說，一般是兩睇的。陪審團的機制是一個很重要的機制。從刑事案來說陪審團是很重要的機制，因為陪審團是判斷事實的問題，它不是決定法律的問題，你看在有陪審團的案件中，法官在法律上、在證據上引導陪審團，最終決定有沒有罪是陪審團，不是法官，法官只是引導陪審團作出裁決。所以陪審團基礎，很多人認為我有沒有罪應該由社會上其他的人來定，不是由一個人來定，七個人在，我相信我的隔離鄰舍是合理、公道、對社會有良知的人，會憑良心作出決定。所以很多人都相信陪審團制度。而事實上在我們的刑事訴訟中，在高等法院全部的刑事檢控都有陪審團。
主持：另外一個問題是，大家都知道剛才我們談到的一些罪行不是終身監禁的，在裁判司署最高刑罰是三年，如我去了原訟法庭，原訟法庭換句話說刑罰是可以較長，我是不是吃虧了？
廖長城：我們亦為此在草案中提到，即使被告人是可以在裁判司署或原訟法庭，但他因為要陪審團而選擇要到高等法院原訟庭進行審訊，如果萬一他被定罪後，他的刑罰不會高過他原來法院可以定的刑罰，所以我們這方面是很特別的，我們的法律是沒有的。我們是因應社會的擔心，第一我們給了選擇權給被告去選擇是否要陪審團，第二，就算他選擇陪審團，就算他真的被定罪，他的刑罰不是根據高等法院原訟庭的程度來處罰。
主持：對他來說，只會好了，不會較差。
廖長城：沒錯，選擇權在他那方。
完
二○○三年二月十四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