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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昨晚（十二月十二日）在立法會會議上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就涂謹申議員提出立法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動議議案的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主席：
我很歡迎今日的辯論，因為我堅信真理是愈辯愈明。我很高興有機會聽到有那麼多位議員很多的意見，如果我沒有計算錯，應該有五十一或五十二位議員發言，這應該是一個記錄。
過去兩日，聽取了那麼多小時的發言，唯一一點我想提出的是，其實聽了很多意見，我發覺是與我們提出的建議無關。聽了很多議員講的都是有關其他地方的經驗，無論是內地或數十年前發生的事，又或是其他國家例如南非、新加坡、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的條例。很多時我覺得我聽到有些議員對其他地方的條例或經驗的觀感，其實並非在討論我們的建議。此外，有幾位議員對我們建議的描述，亦跟我們提出的真正建議相距很大。因此，雖然剛才律政司司長已經解釋了很多我們建議的內容，但我也想再花些時間再重覆從政策的角度解釋我們為何有這樣的建議。
第一點我想回應的是，有議員提到希望我們做最低限度的立法，或是只要適應化便可以，適應一下，改些少便可以。事實上是怎樣呢？我們覺得雖然現行法例已足夠保護國家安全，但現行的法例其實是基於君主立憲的英國制度而訂立的，對「分裂國家」和「顛覆」的概念，定義毫不清晰，如果按《釋義及通則條例》的原則作適應化，我們很有疑問能否保障我們國家的安全。何況現行條文涵蓋廣泛，未必符合《基本法》對人權保障的要求。因此，我們必須作出修訂，令條文符合憲制規定，並因應現代科技及國際形勢的發展，以及普通法的發展，將條文現代化，刪除一些不適合或含意不清的條文，以符合《基本法》的整體規定，並在一些地方，堵塞現行的漏洞，以確保在充份保障人權的同時，亦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所以，我再想談談在政策的角度來看我們為何對「叛國」、「分裂國家」和「顛覆」有我們在文件內提出的建議。
「叛國」、「分裂國家」、「顛覆」等罪行，是源自現有的「叛逆」及「叛逆性質的罪行」的概念。現行的罪行，是以「君主立憲」制度的英國法律為基礎，將君主視作代表國家權力、制度和政府的象徵。在回歸後，基於憲制上的改變，這種假設已不再適用。而且，原有的條文，規定以任何「公開的作為」，「表明」推翻君主的意圖即屬犯「叛逆」罪，涵蓋太廣泛。
因此，我們建議根據回歸後的憲制秩序，《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要求，以及《基本法》對公民自由作出的保障，將現有的「叛逆」罪行大致涵蓋的範圍，作出下列建議：
（一） 廢除定義過廣的「公開的作為」等概念，收窄至只涉及發動戰爭、武力、威脅使用武力，和其他類似條例中所述「恐怖行為」的嚴重非法手段，才構成罪行；
（二） 廢除「襲擊女皇」作為等同叛國的處理方法；
（三） 將原有的「叛逆」罪中涉及外國因素和戰爭的行為，歸納為「叛國」罪，即與外國人聯手發動戰爭，旨在推翻或恐嚇中國政府等，或鼓動外國人入侵中國，或協助與中國交戰的公敵；
（四） 原有「叛逆」罪中，不涉及外國因素，將國家一部份從其主權中分離出去，或抗拒中央政府對國家一部份行使主權，則屬「分裂國家」，而若涉及發動戰爭、武力等，脅迫或推翻中央政府，或廢除國家憲法所確立的根本制度，即界定為「顛覆」。
大家可以看見，所有這些罪行皆涉及戰爭、或以武力或類似恐怖主義手段等危害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安全的作為。這些行為，都是極其嚴重的刑事行為，為國家以及其人民帶來嚴重的傷害。不論任何國家，任何制度，都是不容許的。我們在諮詢文件公布時發給傳媒和各位議員，比較英、美、加拿大、新加坡有關條文的文件，已清楚地說明了這點。所以我不同意一些說法，說我們把第二十三條中的叛國、分裂國家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罪行當作是所謂「政治罪行」。
其實，我已經說過，這些罪行在法律分類來說是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或是危害國家的罪行，即ｃｒｉｍ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ｆｅｎｃ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而非有些人指是「政治罪行」，即是暗示指一些因政治立場而入罪的罪行。我們建議這些修訂，完全不會針對思想、純粹思想、或純粹言論。
至於將隱匿叛國及有關罪行的初步及從犯行為，編為法定罪行，只是將現有罪行清楚列明，符合令市民更明白法例的目的。
至於煽動叛亂的建議，亦將原有的煽動罪行，大幅收窄，將涵蓋範圍太廣的條文，例如「煽動意圖」包括「引起對特區政府或司法制度的憎恨」、「藐視」或「引起居民之間的不滿」等字眼廢除，改以用普通法的煽動(incitement)罪行所訂定。這正是改革殖民時期不合理的條文；相信大家都可能記起一九五二年大公報被控煽動罪的例子，而且都會同意當時的判決在今天看來不合理。我們的建議是符合各國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並完全建基於現代普通法原則的做法，即所有的罪行，皆涉及戰爭、暴力、嚴重非法手段等，令「煽動叛亂」的定義，更加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要構成普通法的「煽動」罪，煽動者必須有犯罪的意圖，而且以言語或其他方式，迫使或鼓勵他人去犯罪。因此，一般遊行示威、叫喊口號，以至批評政策、或官員等，就算無意間引發暴力，亦絕對不會構成煽動罪。和平的言論、集會、遊行、示威等自由，完全不會受到影響。
至於我們建議煽動刊物的定義亦是大幅收窄了現有罪行的範圍，我們加入「明知」或「有合理理由懷疑」的元素和加有「合理辯解」。當然我們亦明白公眾的憂慮，希望方案更加完善。我特別想提單仲楷議員所提及資訊科技界對煽動刊物建議的一些實質疑問。在我們收窄了現行的罪行後，加入了「明知」或「有合理理由懷疑」的元素後，作為中介、管道角色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電訊服務供應商、網頁寄存商、留言板運作者等，根據現行的建議，不會因僅僅經過其系統或服務傳遞這些訊息而須負責，建議亦沒有要求這些服務的供應商，有主動審查或過濾訊息的責任。而建議亦沒有要求，互聯網服務供應商要採取任何措施，保存客戶的登入資料。建議實際上是將現時供應商經常可能誤觸煽動刊物中過嚴的規定廢除。
至於竊取國家機密方面，我們的看法其實是絕對盡量利用現行的《官方機密條例》。我們的建議，只是沿用現有的法例，而並非為「國家機密」訂立新的定義或者引進內地的定義。
此外，現時非公職人員，若明知資料是受保護類別的資料，並因公職人員非法披露而獲得，但仍作具損害性的披露，已屬犯罪。但若同樣的資料是經如黑客入侵行為或盜竊等未經授權取得，而並非經公職人員非法披露而取得，現行法例則並不涵蓋有關的損害性披露。我們認為，對同一樣的受保護資料作損害性披露，在「明知經非法披露」獲得時受懲罰，而明知非法獲取，例如經黑客、盜竊等罪行而非法取得則不受懲罰，這是於理不合的，我們因此建議堵塞這個漏洞。這完全不是一些受歪曲的報道所說，所有消息均須獲授權才能披露，或將受保護資料的範圍大幅擴展。其實只有在符合「三個知道」的情況下，即明知或有合理理由相信 —
(一) 資料屬受保護類別；
(二) 披露具損害性；及
(三) 資料經非法披露或未經授權取得而獲取，
在上述三項同時成立的情況下，非公職人員才有可能觸犯非法披露罪。同時，我們在過去兩個多月聆聽了各界發表的意見和顧慮後，我們正研究如何將條文訂得更加明確。
就保護官方機密，我也想談談。有很多議員提過，他們覺得我們提到保護影響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資料好像是一項新事物。我再想重申，這絕對不是一項新事物。正如我大概數星期前在立法會回答一條口頭提問時也作出解釋，其實根據現行《官方機密條例》的第十二條，國際關係的定義已經涵蓋了影響關乎中國與香港關係的資料，即是自從回歸以來，已經保護了影響中國與香港關係的資料。但因為這項建議在國際關係的定義下，我們覺得在「一國」的情況下，還當它是國際關係來處理是不適當的，所以我們覺得有需要適應化。而且我們建議亦把它適應為「影響中央與特區關係」。相信各位也會同意，「中央與特區關係」當然是細過「中國與香港關係」。換句話來說，我們的建議根本是較現行的條例收窄了，而非擴大了。譬如我最近幾天，即上星期六出席一個政黨論壇，陳弘毅教授講到，他也同意如果你指條文是闊，現在已經是有的。他有一個建議，就是政府可否考慮將「中央與特區關係」，補充寫為「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關係」，影響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關係才受到保護，這點我當場亦表示願意考慮。
至於禁制危害國家安全組織方面，建議中所有的禁制權力，都明文規定，必須由保安局局長依照國際人權標準來行使，並且受到上訴程序及司法覆核的制衡。特區的結社自由，將繼續受到保障。
我留意到很多評論都完全忽略了建議這項必要的元素，以及憲制上《基本法》第二十七條結社自由，及第三十九條的多種保障。而作出很多危言聳聽，甚至似是而非的結論，例如「將內地國家安全概念引入」，或「破壞一國兩制」等。事實上，相對於目前《社團條例》的規定，建議的禁制準則，將會更為嚴謹，除了符合國際人權的準則，以及《基本法》的保障外，還須證明—
(一) 該組織的目的或其中一個目的，是從事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或諜報活動；或
(二) 該組織已經作出、或正企圖作出上述活動；或
(三) 該組織從屬於被中央機關根據國家法律，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在內地被取締的內地組織。
剛才我們都留意到有些議員質疑我們為甚麼要禁制台灣的政治組織。我想澄清一點，我們整份諮詢文件完全沒有提到要禁制台灣的政治組織。因為《基本法》提到要我們禁制的只是外國的政治組織，台灣作為國家的一部份，她的政治組織沒有可能成為外國的政治組織。所以有關擔心我們建議會影響與台灣團體的聯繫，其實是不必要的。我們聽了很多這些意見，我們亦盡量解釋過。
此外，亦有議員提到為甚麼我們好像超越了二十三條的要求，除了禁制外國政治組織一些不應進行的活動外，亦提到從屬內地的組織。我想解釋一點，其實我們的諮詢文件第七章第７．１２段已經表明：
「為達到保護國家安全的目的，有需要另訂條文，以防止外國政治組織在香港特區從事有損國家安全或統一的政治性活動，或與本地政治性組織建立有損國家安全或統一的聯繫。」
換句話說，我們已經把外國政治性組織在香港有可能被禁制的政治活動收到很窄。不是一般的政治性活動，而是有損害國家安全或組織的政府性活動，這是第一點。第二為甚麼我們於第七章要提到，如果從屬內地的組織都有可能被禁制，就是因為正如我們文件的第 ７．１３段提到：
「危害國家安全的有組織政治性活動，不論有關的威脅是源自外國或本地的因素，都必須以有效的措施禁制。」
這個邏輯相信各位都同意，如果危害整個國家安全的罪行，有別於扒竊、爆竊、搶掠這些罪行，可以一個人去做，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相信都不會是一個人、兩個人可以做得到，相信一定需要有組織的活動，所以我們對於防止有人利用有組織性的活動去危害國家安全，是需要去制定一些措施的。換句話說，香港當然有可能有組織從事顛覆的罪行，亦可能從事叛國或分裂國家的罪行，凡是牽涉這些罪行，有組織性的活動我們都需要禁制，所以其實第七章我們想說的是所有有組織性的政府活動。如果我們不把這個禁制機制於第七章表述，我們同樣可以於之前的五章一樣講一次，如果有組織從事這些活動，我們的禁制機制是如何適用，只不過我們不想重複四次或五次，所以把所有有組織的危害國家安全活動放在第七章討論。因此我們不認為我們的建議超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
我想談談域外管轄權。就域外管轄權，在過去兩個月，有不少人表示顧慮和擔心，為甚麼要把司法管轄權劃到那麼大呢？其實我們的考慮很簡單，就是不想目前如果我們沒有域外管轄權就會有漏洞。其實現在的《官方機密條例》，非法披露官方機密已經有域外管轄權。即是說如果一個公務員，他不在香港披露官方機密，沒有授權，他走到澳門披露這就合法了，這不是很危險嗎？這不是很大的漏洞嗎？乘一個小時船去到澳門或深圳就披露了，這不是很大的漏洞嗎？所以現在的《官方機密條例》對於未經授權披露官方機密已經有域外管轄權。所以我們亦同樣建議為了堵塞一些人只是離開香港司法管轄區，到鄰近做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我們都需要堵塞這些漏洞。我們域外管轄權的原則，基本上與普通法認可的原則一貫和一致的。在甚麼情形之下我們認為特區的司法管轄權是應該適用呢？就是在兩個情形之下的。第一，如果涉嫌犯法的人與香港有密切關係，譬如他離開香港本土犯法，他與香港有密切關係，例如一個香港永久性居民，又或者他在香港境外進行的活動、行為的意圖在香港發生或部份在香港發生或與香港有關，我們覺得有需要有域外管轄權。
對於永久性居民如果離開香港犯法有可能會負刑責這個問題，我是回答過一些問題，特別是外國人的問題，就是如果他們要確保萬全，他們有甚麼方法可以喪失他們的居留權呢？我是從實根據事實和法律回答，指出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和現在的《入境條例》，其實《入境條例》已經講明，如果是外籍的永久性居民，根據《基本法》，他要在港連續經常居住七年，並願意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他才得到居留權。所以《入境條例》有規定如果他離開香港三十六個月也不回來，他就會喪失居留權，因為假設他不再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我是從實回答。回應涂謹申議員的一些指責，我從來沒有呼籲台胞放棄他們永久居留權的身份。其實國籍和居留權都是複雜的問題，但我想簡單解釋一下，中國籍的永久性居民和外籍的永久性居民有一個區別，就是中國的永久居民是不可以喪失他們的居留權，除非他喪失中國籍。各位議員可能都記得，在回歸前當時社會沸沸騰騰，非常熱烈討論居留權問題的時候，你們是否記得當時的國務院港澳辦官員王鳳超主任他講過，他對中國的香港居民說，中國籍的永久性居民的居留權是「一經擁有，天長地久」，即是中國籍的永久性居民是根本沒有可能喪失他的居留權，除非他放棄或失去中國籍。
所以我沒有可能公開呼籲台胞放棄他的居留權，這點是完全不從實的。所以我希望日後有那位議員要覆述我的說話，請查清楚我到底說了些甚麼。
有關擴充警權的問題，其實我們在不同場合已經解釋過，我們的要求的只是在緊急情形下入屋行使的進行入或調查的權力，而並非一個隨便行使的權力。如果時間許可的話，一定是根據正常程序向法庭申請搜令。
況且《基本法》第二十九條亦保障居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任意或非法的搜查和侵入。我們建議新增的權力，受嚴格的規範，只有在警方有合理理由相信—
(一) 有人已經觸犯或正進行有關危害國家安全，即主要涉及發動戰爭、武力，或使用嚴重非法手段等的罪行；
(二) 若不及時採取行動，會失去對調查該罪行有重要作用的證據；及
(三) 對有關罪行的調查會因而受嚴重損害。
在這三種情況同時出現的情況下，才可行使這權力。否則，絕大多數在其他的部份情況下，警方必須向法庭申請搜令，才能入屋。
當然我們亦聆聽了很多位議員的意見，譬如對於授權警務人員緊急入屋的職級是警司是否足夠，我們已多次公開表示可以考慮授權的人士可以更高級，而且在條例加入多些保障確保獲授權的警務人員是不會隨便行使這權力。
最後我想談公眾諮詢以及藍紙和白紙草案的問題。今日已經是十二月十二日，距離我們諮詢期結束只有十二日。正如剛才很多位議員指出，其實這次諮詢我相信應該是回歸以來在幾方面是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正如剛才劉江華議員指出，立法會聽取公眾意見已經聽取了超過一百二十五個團體，相信對立法會來說是一個紀錄，對保安局來說我們也破了很多紀錄。我們保安局及律政司的同事，在過去兩個多月已出席了接近二百次論壇、會議、傳媒訪問等場合，其中我本人出席了接近一半。我們諮詢文件的中、英文版本及摘要版本，總共派發了超過五萬份，而有關二十三條的單張，亦派發了超過五十萬份。對諮詢文件提交的意見書，我昨天說已收到超過三千份，我想今日我可以提升到超過四千份，因為我返回寫字樓才聽到收到一叠一叠的意見書，相信未來十多日會收到更多。因此這證明就算我們用諮詢文件的形式來諮詢，而並非提出一個以條例草案形式來諮詢，都可以做到充份諮詢，以及在社會引起很開放和很熱烈的討論。比較來說，例如十年前當時保安科處理的《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雖然當時我們是以白紙草案的方式來諮詢，在諮詢期內收到的意見書只是二十七份。因此我相信這些事實證明，其實用諮詢文件的方法來諮詢，同樣可以在社會上有非常充份的討論。當然我亦很同意很多位議員或其他發表意見的人士指出，最好是把條例草案盡快公布。我昨天已說過，待我們整理好收到的意見後，我們亦希望在明年二月盡快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我再想指出，這個諮詢過程，正如劉江華議員指出，其實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我們一面聽取意見，一面已經表明有些修改。各位議員是否記得，我們是在九月二十四日推出文件，在不足一個月後的十月二十一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我已經表明，第一，我們不會再要求額外的財政調查；第二，鑑於傳媒的顧慮，我亦已表明現在香港法例第一章對新聞材料的保護，我們同樣會適用於牽涉第二十三條的罪行。
在過去的兩個月，我們也曾表白過鑑於各界人士，特別是譬如有些圖書館長、學者對於管有煽動刊物的顧慮，我們願意重新檢討我們的建議，看看有沒有需要保留這項罪行。
對於行使警權，我們亦已表示積極考慮怎樣令這機制更嚴謹，並考慮授權較高級的警務人員。換句話說，政府絕對是一個真正的諮詢，不斷聽取意見和作出修訂。我相信我們在完全考慮過數千份的意見書後，一定還有一些地方可以作出修改。我亦相信當我們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後，何時通過完全是由立法會決定，需要修改幾多條文，我相信亦會像過去處理條例的經驗一樣，一定要得到立法會議員的支持，認為我們的意見是合法、合情、合理，才會獲得通過。因此主席，我完全不可以同意涂謹申議員的動議在現階段就假設，而且根據他的發言，我也同意曾鈺成議員所說，他的發言已成為歷史的一部份，翻查紀錄的人也可以看到。他有幾多地方講人，幾多地方講事，大家也很清楚。昨日政務司司長一聽完，他的反應已經覺得是有人身攻擊，這亦紀錄在案。同時我覺得涂議員後來談及他對政府建議的分析，我知道他是有種「補飛」的做法，他知道開頭太着重講人而不講事是不對的，我相信歷史是會有公道的評價。
至於整個辯論，我非常同意梁劉柔芬議員一開始的呼籲，希望我們以理性和心平氣和的態度討論，我覺得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未來還有起碼很多個月討論這個課題，如果只是過度激烈或情緒化的言論，對於探討政府建議的對錯或那些要改善的地方其實是沒有好處。我希望在未來數個月繼續討論二十三條這個課題，無論官員和議員都盡量用客觀、冷靜及心平氣和的態度去繼續探索我們所有的細節。
多謝主席。
完
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