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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資深大律師今日(四月三十日)在澳門出席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法律研討會就「區域合作打擊跨境及跨國有組織罪行」致辭全文:
引言
今天我很高興有機會出席這個會議。主辦機構和我同樣相信，有意改善區內法律安排的人，如能彼此進行交流，必能加強法治，有助打擊罪行。大家經討論後加強瞭解，彼此瞭解自會促成合作，合作無間便能掌握前路。
所有負責執法和檢控罪行的人員，都十分明白有組織罪行集團在國家、地區，以至全世界所引致的問題。有時我們能夠成功遏止這些罪行，但很多時卻會感到棘手。為了確保市民的褔祉和社會安寧，我們必須分享理念、檢討程序、加強機制，以及善用資源。我們的任務艱巨，因為有組織罪犯的財力日益龐大。現時，罪行跨越國境，無遠弗屆，本地或區域層面的執法人員如對此漠視，定會一敗塗地。只有當我們正視這問題在國際層面上的嚴重性，我們才能期望在區域層面對付有組織罪行。因此，我必須先談談跨國有組織罪行。
跨國罪行
國際罪犯可以跨境行事，來去自如。對於販毒、清洗黑錢、電腦犯罪、人蛇販運，恐怖活動等，情況亦然。但警務人員往往需要事先達成協議才能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執行任務。執法者不能隨意越境，也不能強迫某地的證人到另一處地方作證。偵查機關只交換本身願意交換的情報。舉證規則往往不能使來自其他地方的有關資料在審訊中接納為證據。因此，那些負責法律制度運作的人，必須研究如何加以改善，使我們的刑事司法制度更完善、更有效率。
讓我們緊記，犯罪手法層出不窮。罪犯利用發展迅速的通訊及交通網絡，擴展活動，結成幫派集團。除了在尋求免被檢控時，他們漠視司法管轄權和地理疆界。但我們既有的合作機制，往往反應緩慢，缺乏效率。正是基於這原因，我認為最重要是令各層次的司法互助機制變得更有效和精簡。責任也非只由檢控人員和警方承擔。立法者、專業人士、銀行家、商人以及社會人士須協力同心，建立有力的法律制度，對日益猖獗的有組織犯罪活動迎頭痛擊。在這裏，我要多謝澳門檢察長何超明先生及其同事，高瞻遠矚，籌辦這類型的區域會議，設定明確的議程，讓執法者就共同關注的重要事項，集思廣益，確定行動，並制定未來合作的路向。
然而，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區域工作置於國際層面上。若我們認為區域罪行可以在地區層面上應付，則是自欺欺人，也助長了罪犯。區域罪行不能單靠地區層面獲得解決，因為現代罪行通常在全球的層面運作。中國當然也確認這點，並因此而率先於2000年12月在意大利巴勒莫簽署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巴勒莫公約》的宗旨是'促進合作，以便更有效地預防和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為我們的工作制定方針。這證明我們有決心和動力採取一致行動打擊有組織犯罪集團，我們也必須盡快令有關機制有效而迅速地投入運作。國際檢察官聯合會的主要宗旨是促進國際合作，打擊跨國罪行。中國、澳門和香港均是聯合會的會員，而這對三地均有好處。
雖然有組織罪行並不是什麼新現象，但我們至為關注的是，有組織罪行網絡，包括黑社會在內，已把犯罪活動推向多元化，伸展範圍遍及全世界。他們利用新科技犯案和隱藏行徑。他們經國際金融體系把大筆金錢轉移，數額之巨，令很多國家的經濟體系相形見絀。他們往往令人難以識別，因為他們會一如合法的全球性企業般，以合資或結成策略聯盟的形式運作。他們從貪污、販毒、清洗黑錢、偷運人蛇和賣淫中謀取龐大收益。發展最快的跨國罪行是販運人口活動，每年全球的偷運移民數目達400萬人，涉及金錢達70億元。有報告指出毒販已改為販運人口，因為利潤更高，但風險較低。這不單是偷運移民的有組織罪行，更涉及將受害人禁錮奴役，剝奪他們的自由。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人權保護研究(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otection Project)估計，全世界每年有200萬名兒童，其中一半在亞洲，被逼當雛妓。這個問題已經迫在眉睫，只有當我們完全明白有組織罪行是如何猖獗時，才可望能夠切實處理。
我深信我們要擊中有組織罪犯最痛之處，即他們的財力，才能成功擊敗他們。他們往往可以找人替代被捕的犯罪分子，但卻不易填補被檢取的收益。香港既擔任現屆財務行動特別組織主席，正採取決斷行動，協調各項區域及國際措施，打擊清洗黑錢活動和恐怖分子集資活動。在2000年，我們已經制定法例，規管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並規定非銀行業務必須採取穩妥的程序，包括確認客戶身分和存備交易記錄。不過，我們必須承認，原有的打擊清洗黑錢技巧不一定總能發現箇中情況。因此，財務機構在處理行為惹人猜疑的系統時，必須經常保持高度警覺。若認為單靠政府的行動便能處理清洗黑錢的問題，這是錯誤的。正因為如此，私人機構的合作至為重要。
在近年，從有效打擊跨境司法管轄區罪行的經驗中，我們能夠從中汲取的，就是要成功打擊有組織罪行網絡的勢力，必須靠其他地區採取行動配合。我們不能抽離實際環境工作，而是必須互相配合，一起朝着同一目標努力。我們需要行之有效的法例，也需要為監管金融市場的主管機構制定行政規例和指引。我們不要忘記，犯罪得益為新一輪有組織罪行提供資金。公職人員貪污會妨礙我們管制清洗黑錢的活動，而不法活動得來的資產很容易用以提供這方面的方便。因此，我們必須把充公犯罪得益的工作視為區域檢察人員和執法者的一個主要目標。
據估計，亞太區每十宗互聯網交易便有一宗帶有欺詐成分。消費者、政府和商業機構逐漸成為有組織犯罪集團的目標，這些集團利用互聯網清洗犯罪活動的得益。現時要預防欺詐活動，傳統的監管措施及更精密的技術(例如核實電腦用戶的身分)兩者必須並用。因此，儘管保密原則有其重要性，但卻不能主宰刑事法的步伐和發展，也不得用來阻撓合法的執法行動。銀行保密亦不能用作阻止調查不法資產或恐怖活動資金的藉口。
根據中國已簽訂的《巴勒莫公約》，其中最具體的條文，是有關相互司法協助的規定。該條文載述不同地區可彼此合作的實際指引，其中有不少地方可供我們借鑑。證實對雙邊合作協議有用的方法，經確認後會提升到全球的層面。地區與地區之間以電子傳送請求，根據公約的條文是可以容許的。這方面的技術是必要的，因為遵從各種規定提出請求，需要一段時間，期間往往讓罪犯有充足時間逃往其他地方並把資金轉移到其他地方。要打擊不法活動，行動迅速是關鍵所在，而各司法管轄區必須在資產調離前予以檢取。我們必須設立制度，可讓我們立即把資金凍結，以待有關地區提出請求，而如果屬本地案件，則讓執法人員有時間申請限制令。當我們打擊跨境罪行時，這種司法互助機制可在區域層面發揮極大功用。
區域及跨境罪行
當我們談及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的跨境罪行時，通常是指以下三類罪行－
(a) 香港居民在中國內地干犯的罪行
這類罪行通常是假借正當營商名義所犯的經濟罪行，且往往帶有貪污成分。
(b) 內地居民在香港干犯的罪行
這類罪行通常是搶劫罪和入屋犯法罪，犯案者通常是非法進入香港犯罪。
(c) 部分在香港、部分在中國內地干犯的罪行
這類罪行通常屬經濟罪行。
雖然香港尚未與內地其他地方就刑事事宜達成正式的相互法律協助安排，但我們的保安部隊一直與內地對口機關保持緊密合作關係，尤其是在處理跨境罪行方面。現時雙方在行政方面提供有用的協助。我們已為兩地的執法人員設立溝通渠道，以方便聯絡、交換資料及情報、與自願證人會晤、交流培訓、證人自願出庭作證、核實文件及採取聯合行動等。這些都是處理區域內令人關注問題所必需的。這些溝通渠道運作良好，而且行之有效。至於因沒有正式安排而不能提供的協助，包括文件的送達、搜查及檢取、為錄取證供及充公犯罪得益而移交有關人士等。不過，在現時的規範下，香港是容許兩地執法人員進行聯合行動，但只可於各自所屬地區內執法。這些行動也頗見成效。
2001年3月，當局宣布香港、廣東和澳門的警隊成立工作小組，在下列四個特定範疇制定打擊跨境罪行的策略︰偷運人蛇、商業罪行、三合會活動和青少年濫用精神藥物。三地的警方透過追查毒品供應來源、加強邊境執法以及在公眾假期採取聯合行動，打擊危險藥物罪行。畢竟，無論香港、澳門、珠海、深圳或廣州，都有年青人濫用藥物的情況。
2002年4月，當局宣布香港、廣東和澳門的警隊會㩦手合作對付為世界杯足球賽而興起的非法賭波集團。鑑於各地的賭博法律各有不同，能夠採取上述行動，實在令人欣慰。有關方面正收集非法賭博活動的情報，三地的警方會採取聯合行動對付跨境犯罪集團。
打擊貪污是三地共同關注的問題，我與內地其他地方的律政人員晤談時，他們經常讚揚香港廉政公署給予的協助，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喜訊。香港廉政公署已成為內地和澳門反貪污工作的楷模。在有關事宜仍未作出正式安排前(我當然希望這個日子不久就會來臨)，合理的做法是執法者在調查、蒐集證據和交換情報方面更加緊密合作。各項工作如能付諸實行，各方就可在所屬的司法管轄區按照本身的法律檢控疑犯。
中國各地就刑事事宜提供相互法律協助，無疑是確保有效打擊各地罪行所必須採取的措施，特別是跨境的罪行。我相信正式的安排可於或將於適當時候落實，而實際上亦必須落實。有關方面現正討論如何就內地與香港歸還逃犯的事宜作出安排。眾所周知，中國內地實行死刑。有些香港人可能不願意把逃犯送往可判處死刑的地方。另一方面，由香港交還的逃犯如果在刑罰和待遇方面有別於在內地被捕的犯人，內地或會認為這樣有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由於兩地所持原則不同，要達致雙方可接納的協議並非易事。不過，我們憑着鍥而不捨的精神，加上良好的意願和互相體諒，我深信必可在"一國兩制"的範疇內找到解決的辦法。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規定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在偵查和檢控罪行，以及限制和沒收犯罪得益方面的各項協助事宜。這些措施包括查問證人、執行搜查令、交出銀行記錄以及登記外地沒收令。不過，該條例訂明其條文不適用於中國其他地方。正如歸還逃犯事宜，仍須雙方另行作出安排，香港才可給予正式的司法協助。現時，雙方可繼續提供非正式協助，例如執法機構交換情報和資料，而這方面無須以法定的法律安排為基礎。
在1998及1999年，有兩宗案件令人關注到訂立正式歸還逃犯安排的問題。這兩宗都是眾所周知的案件，分別涉及綽號"大富豪"的張子強和被控謀殺的風水師李育輝。這兩宗案件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爭議，並且突顯香港和內地有需要就刑事案件作出司法互助安排，包括歸還逃犯。當然，根據中國的刑法，不單只在罪行發生的地方才有審理該案的司法管轄權，策劃罪行的地方及／或罪行的結果發生之處也享有審理該案的司法管轄權。雖然要作出最理想的安排，會涉及敏感且複雜的問題，但我相信只要雙方抱着互相尊重和諒解的態度，不久定可達致這個安排。現在沒有必要倉促行事，因為沒有人希望草率擬定有關安排，但這事也不能無限期懸而不決。對於相信成功的刑事司法制度必須以法治為基礎的人來說，這次會議無疑有助促進彼此的了解。
不過，我們必須緊記，歸還逃犯安排必須符合香港特區《基本法》第十九條的規定。該條文授權香港法院審理在香港特區內干犯的所有罪行。此外，我們也不能忽視在某些情況下，兩個地方對同一案件具有共同審判權這個事實，因此，有必要在歸還逃犯的安排內加入涵蓋該等情況的條文，以處理跨境罪行。舉例來說，日後的歸還逃犯制度需要一個法律基礎；該制度必須為雙方所接受，而將要在他處受審的人，其權利須受到保障和保證。
國際情況方面，香港特區與外地司法管轄區互相移交逃犯的適用法律為《逃犯條例》。根據這條例，在訂明地方找到任何因涉及違反香港的有關罪行而在香港被通緝以作檢控的人，香港可要求該地方把該名逃犯歸還香港。同樣，某一訂明地方也可要求香港把身處香港境內的逃犯歸還給該地方進行檢控。
至於逃犯是否必須由香港歸還給提出要求的司法管轄區，又或是否由其他司法管轄區歸還給香港，須視乎逃犯所在地的法律，而有關決定一概視乎有否向該地方的法庭提出充分證據，使法庭可以下令把逃犯歸還給提出要求的司法管轄區-我必須強調，移交逃犯的法律程序必須符合某些特定的法律要求，而首先是由法庭決定該名逃犯的行為是否在該兩個司法管轄區內都構成可把逃犯移交的罪行，以及是否有充分證據支持下令歸還該名逃犯。
現在讓我談談香港目前關乎逃犯和其他罪行的情況。香港的法庭必須信納以下情況方可作出移交逃犯的命令－
假使在該法院或任何其他法院的司法管轄權範圍之內犯該項罪行，則關乎該項罪行的證據即會屬充分，足以成為理由按照香港法律將該人交付審判。
有充分證據支持按照香港法律將某人交付審判，即必須有表面證據針對該名逃犯，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合理的陪審團接納所援引的證據，並經適當指引，會將該名逃犯定罪。
關於香港接獲移交逃犯要求的事宜，以下數點必須注意－
(a) 提出移交要求的司法管轄區所提交的證據，必須是根據香港的證據規則可予接納的證據；
(b) 負責交付拘押的法院不會過問證人的可信程度，因為這是審訊法院的事宜；
(c) 對於在香港以外地方就支持移交要求作證的證人，有關逃犯或其法律代表無權對其進行
盤問；
(d) 逃犯無權就要求移交地方所提出的證據，指控有關逃犯在該地作出構成罪行的行為，提出證據反駁該項指控；
(e) 逃犯可提出證據，證明他並非移交要求中所指的人。
提出移交要求的地方通常以文件形式提出證據，這些文件包括證人的陳述書和任何有關的文件證物。如果文件所用語文是外國語文，則要連同譯本提交。
提出移交要求的司法管轄區在法庭上由律政司的律師代表。逃犯在庭上有權由律師代表；如果他沒能力聘請律師，可申請法律援助。
在香港，罪犯不會被施行死刑。因此，如果某項罪行在提出移交逃犯要求的司法管轄區可被判處死刑[一些與香港有移交協議的地方，包括美國部分地區、新加坡和菲律賓，對某些罪行會判處死刑]，香港政府在移交逃犯前會要求提出移交要求的司法管轄區作出承諾，如果逃犯就有關罪行被定罪，不會將他判處死刑。
關於部分在香港、部分在中國內地干犯的罪案，《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賦予香港對許多不誠實的罪行享有司法管轄權，這些罪行包括盜竊罪、詐騙罪、欺騙罪、勒索罪、偽造罪及偽造帳目罪，但'有關事情'，即'就該罪行定罪而須予以證明'的其中一項作為、不作為或其他事情，必須在香港發生。即使案中所有其他作為是在香港以外的某個地方或多個地方(包括內地)發生，只要'有關事情'是在香港發生，香港就可行使司法管轄權。在處理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跨境罪案時，這條文是非常有用的，因為一些跨境罪案是部分在香港干犯，部分在內地干犯。
現在讓我們看看一些統計數字。2001年內，有152名非法入境者(大部分為內地人)因謀殺、傷人、搶劫等暴力罪行被捕，而在2000年內則有165人因這些暴力罪行被捕。在非暴力罪行方面，包括入屋犯法罪、盜竊罪、偽造罪、危險藥物罪行和有關入境的罪行等，在2001年內有731名非法入境者因這些罪行被捕，而在2000年則有769人因這些罪行被捕。至於所謂的預防性罪案，例如管有槍械及彈藥罪、管有攻擊性武器、外出時備有偷竊用的物品、干預車輛和遊蕩罪，2001年內有116名非法入境者因這些罪行被捕，而在2000年內則只有99人因這些罪行被捕。
2001年，關於跨境貪污的報案數目有89宗，其中68宗涉及私營機構，21宗涉及公營部門，例如針對香港海關、警隊及入境事務處人員的投訴。2000年的舉報數目合共有69宗，其中涉及私營機構的有55宗，涉及公營部門的則有14宗。這些個案只佔廉政公署在這兩年內接獲的投訴總數約百分之二。
跨境經濟罪行增加，不但令我們這些從事刑事司法工作的人感到關注，正當營商的人以至社會大眾也同樣感到憂慮。近年來，最為猖獗的經濟罪行是信用證騙案。犯案公司聲稱為了業務需要，向銀行申請信用證信貸，在取得信貸後，便利用假文件騙取現金，然後逃之夭夭。
2001年，向警方舉報的信用證騙案有14宗，涉及損失達5億5,809萬元，其中牽涉內地人士或銀行的案件有4宗，損失款額達1億7,949萬元。2000年有13宗信用證騙案，涉及損失達6億6,037萬元，其中與內地有關的案件有4宗，損失款額達5億2,780萬元。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呢？香港正與內地主管機構進行磋商，大家一致認同有需要盡早建立司法互助安排，其中歸還罪犯問題尤為敏感。任何建議安排都必須顧及"一國兩制"的原則，同時又要在防止罪犯逍遙法外與維護個人權利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目前，各方面仍繼續積極合作，致力解決尚待商議的事宜，以落實我們一致認同必須達致的互助安排。
總結
過去我們已取得佳績，目前仍繼續努力不懈，各方面都是抱持決心和毅力行事。大家都認同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司法互助機制。社會安寧，人人受惠。倘若有漏洞和缺陷，則只有罪犯才會得益。不過，要各地從事執法工作的人士切實合作和協調行動，往往並不容易，但為了維護中國以至整個區域的社會穩健，我們必須鍥而不捨，悉力以赴。我們在思維上必須積極進取，在行動上必須創新求變。遇到障礙，必須克服，不是逃避。我呼籲在座各位與會者，在達致正式安排之前遇到重重困難，不要氣餒，反而要盡展所長，善用資源和智慧，推動全區域合力打擊罪行，並加強這股動力，以確保在所有層面上遏止有組織罪行蔓延，並將形勢扭轉過來。
二十一世紀將屬於勇於主動出擊、百折不撓和致力在中國以至亞太區推展刑事司法工作的人。我們的使命清晰明確。面對這項挑戰，我們不要畏縮，反而要向前迎戰，把它轉化為契機，造福我們服務的人民和地方。
完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