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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今日（四月二十五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香港英商會午餐會上的致辭全文：
會長先生、各位嘉賓：
多謝會長先生剛才的介紹。相信大家都知道，行政長官已在上星期公布主要官員問責制的詳情，我們希望可以在七月一日實施這個制度。主要官員問責制是這個制度的正式官方名稱，不過市民大都一般稱之為"部長制"。
大家也知道，董先生尚未公布有關人選，因此，我也不大清楚自己的去向。今天，我大概以《是的，部長大人》一書中的阿普爾比爵士(Sir Humphrey Appleby)的身分出席這個盛會，但天曉得下次與大家再見面時，說不定已有了另一種身分。屆時，我也許會較像書中的內閣部長占哈克(Jim Hacker)了。
希望不會有人對我剛才的說話作出不必要的揣測。我只不過覺得提及《是的，部長大人》中這兩名可愛的人物，會有助我們以輕鬆的形式來打開話匣子，就問責制落實後政府會出現的改變，彼此交換一下意見。
我可以斷言，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推行必定會帶來轉變。在某些方面來說，這會對香港的施政產生前所未有的重大轉變。這些具前瞻性的轉變會影響日後政府與市民的互動交往，影響會是重要和深遠的。
依我的看法，這些轉變會取得更好的成果。現在讓我好好說明。
我大概無需深入講解這個新制度。這個制度已廣為本地和國際傳媒所報導和討論。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制度概念簡單，對於本身國家是以部長或內閣制作為政府核心架構的人來說，這個制度自當不會陌生。
簡單來說，行政長官打算以委任方式，聘用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及決策局局長等部份主要官員。這些主要官員會成為行政會議或內閣的核心成員。每位主要官員均須負責一系列的職務，並就這些職務向行政長官、立法機關和市民大眾問責。
主要官員會按合約制聘用，任期與在任行政長官的任期相同。他們在推行政策時若有失誤，便須面對辭職或遭解僱的機會。另一方面，如果他們的表現達到或超逾市民大眾的期望，便會得到市民的尊重、愛戴和讚賞。若是一如大眾所料，部分職位由公務員出任，則他們的聘用條款便會由終身聘用轉為逐分鐘獲延續。
這種說法也許有點誇張，不過在座當中來自私營機構的朋友，相信會明白我希望藉此說明這個制度着重表現和成績的特性。
那麼究竟這個制度又會有什麼好處呢？究竟對政府、立法會、市民公眾，及對公務員會有甚麼好處呢？
首先，我相信這個制度會令政府更為開放，也自然會更具問責性。政府能制訂更切合民情和民心的政策。主要官員須用更多時間搜羅及聽取民意，以滿足社會大眾的訴求。換句話說，政府與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接觸會變得更加頻繁，與立法會的對話和討論也會更為緊密。爭取"選民"的支持會成為政府主要任務之一。
我絕對不是說政府應跟隨民意調查或羣眾一時的喜好來施政。我只是說我們在制定政策和作出決定時，必須更加體恤民情和更有技巧地保持與市民溝通，好讓市民面對經濟轉型所帶來的挑戰時，政府能夠滿足他們迅速轉變的需求。我們基本上會繼續是一個有利營商的政府，而在提供服務時，則會更加講求實效。
香港成功之道，是從來不會固步自封。我認為問責制逐步引進的新思維、新作風，正能切合事宜、滿足今時今日普羅大眾的需求。此外，在行政長官第二屆任期之始推行問責制，在時間上也恰到好處，是一個新開始。
就這點來說，有人認為，新安排會使董先生獨攬大權，成為不受約束的獨裁者。對這種論調，我感到有點兒莫名其妙。只要看看《基本法》，便知道行政長官已擁有一切所需的權力。所有政治和行政權力，都是源自他在憲制上作為政府最高負責人的身分。但在香港沒有人可獨攬大權。行政長官或政府的工作建議必須先獲立法機構通過法例和財政預算，才可進行。我們這套憲制下的制衡機制一直運作良好。問責制不會亦不能增加或減少《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的權力。
更直接一點來說，行政長官運用創意行使他的權力，制定一個較為人熟悉的類似內閣制政府架構，同時，這個制度又與《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政府一致。行政長官這樣做是把權力和責任下放給各問責主要官員，由他們負責推動特區政府所制訂的政策，並且須為政策，不論成敗，負上政治責任。我希望成功佔多，失敗屬少，甚至後者不會發生。
這難道不是好事嗎？如果從香港致力建立更加民主政制的整個進程來看，推行問責制肯定是朝着這個正確方向邁進的重要一步。這至少是我和同事所認同的。
會長先生，我現在想談談另一個問題，就是有人要求政府制定若干準則，或訂明一些情況，或設立某種機制，以罷免犯錯的主要官員。我認為這是難於公平及實際地來制定。舉例來說，我想大家都留意到，英國用以規管國會和內閣人員的常規慣例，都是經過數十年時間積累，逐步建立起來的。國會和內閣人員有時會遵守這些常規慣例，有時又會置之不理。遇到這類事件，就會引起激辯，有些情況更會導致黨派之爭。
但是，撇開犯罪行為不談，按照政治舞台的常理來說，位高權重的公職人員，在作出了與仕途攸關的重大決定後，一旦民情洶湧，身陷困局，何去何從，大概心中有數。
政治和行政醜聞總會引致輿論嘩然。發現自己身處風暴旋渦的人，通常曉得應何時有體面地離開，不然也會被人轟下。因此，我認為香港也應該像其他地方一樣，可以因應本身的需要、自身的政治和政制環境，按序為自己發展一套常規。
新制度下會有妥當的安排，以評定主要官員的表現。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就自己的政策範疇制定五年施政計劃，交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審議。在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拍板之前，這些計劃須經政務司司長或財政司司長主持的行政會議小組委員會充分討論。因此，所有計劃和重點工作都會經過詳細審議、仔細推敲，然後才提交全體“內閣”拍板。在座各位既在內閣制度下成長，自然會很熟悉這套程序。
我相信採用這個方式來制定我們的施政議程，會讓市民大眾和立法會更清楚明白政府的施政目標和方針。我們需要逐年立法，以達到我們的理想和目標。這將有助我們訂定更優次分明、更精細明確的立法議程，讓政府和立法機關能夠按照更協調有序的議程處理各項工作。
這樣，社會大眾要監察政府的施政進展，將會更加容易。他們更能評定我們是否有落實承諾。我剛才指出新制度會使政府更加開明問責，就是這個道理。
然而，新制度對公務員來說又有甚麼意義呢？要知道，公務員向來在決策過程中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那麼，資深公務員能否適應新制度呢？這點，我毫不置疑。
我深信問責制可為公務員制度帶來重大、良好的改變。首先，現時擔任主要官員的常任公務員，無需再身兼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和半政治化的"部長"這兩個角色。政治任命的主要官員和常任公務員之間將有明確的分工，彼此權責分明。其實，這兩項工作原來就應該清楚劃分。坦白說，隨着香港近年的發展，傳媒的窮追猛打，以及立法會不時的尖銳質詢，現行的制度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董先生提出改革，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一來，公務員將可保留傳統公務員體制中專業、常任、用人唯才和政治中立的優點。常任秘書長會向新任的主要官員提出意見，盡心竭力地協助他們推行政策。
一如既往，公務員會憑着明智分析、客觀研究，並根據公務員制度世代累積的經驗，本着專業的洞察力了解社會整體的利益，無私無畏地提出建議。他們會繼續在各個層面支持政府的工作，並向立法會和市民大眾解釋政府的政策。
問責制的主要官員包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這個職位的人選會從公務員隊伍中物色，藉以繼續確認和保障公務員的權益。他是行政會議的正式成員，享有平等的地位，並會在行政會議議政時，注入公務員隊伍的理念和經驗。我亦希望強調，在新制度下，常任秘書長和公務員會一直緊守崗位為市民服務。這不會因日後行政長官選舉及政府換班而改變。
新制度在推行初期難免會出現小毛病，那是很自然的事。為了使新制度能順利施行，我們現正為新的主要官員制定守則，並同時修訂為公務員而設的行為守則，以配合新安排。新制度的實施自不然須要一段時間才能順暢、穩固下來，我深信通情達理、實事求是的香港市民自當明白這一點，並會予以支持。
歸根結底，政府上下每一位同事都有責任竭盡所能，實現我們帶給市民的期望。為此，我們已訂立了一些準則來衡量和評估自己的表現。新制度成功與否，畢竟還得看實際推行的情況而定。
多謝各位。
完
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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