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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今日(二月二十一日)在悉尼出席由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舉辦的晚宴上就中國加入世貿與香港的法律服務致辭全文：
Mrs. Wallis、各位嘉賓︰
我上一次訪問悉尼是於1997年6月，剛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之前不久。在那次行程中，我遇見的人都非常擔心香港回歸之後，原有的居民能否自由進出香港；香港的經濟、社會及法律制度會否保留，以及香港的生活方式會否維持不變。《財富》雜誌曾宣布"香港已死"。在事隔逾四年零八個月的今日，我很高興重臨舊地，向各位證實《財富》雜誌指香港末日的預言沒有成真，而大家擔心會發生的事情都沒有發生。《財富》雜誌去年5月在香港舉行全球論壇，足以證明這點。在香港回歸中國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如他們仍然在香港通常居住，則即使他們已入籍澳洲，仍繼續享有居港權。至於因入籍澳洲、不在香港通常居住而不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士，他們仍然享有入境權，有權在無條件限制下逗留，以及有權免受遣送離境。香港的經濟、社會及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一直維持不變。
也許，各位會期望我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的身分，以法治、司法獨立、法律與秩序等議題發表演說。誠然，這些都是我最關心的問題；在過去四年半以來，我曾經在不同場合就這些問題發表講話。我非常樂意回答任何有關這些問題的詢問，即使是敏感問題也可以，因為政府有責任向市民和國際社會提供有關施政和政策的資料。
今晚，我想談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事，以及各位澳洲朋友在進入中國市場時可以如何善用香港的法律服務。
中國入世的影響
中國加入世貿，帶來深遠影響。中國有12億人口，加入世貿無疑可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世貿在其"成立協議"的序言中宣稱 －
"…發展(多邊)貿易和經濟關係方面應當按照提高生活水平，確保充分就業並……容許按持續發展的目標，有效利用世界的資源…致力保育環境…"
中國成為世貿成員後，不單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也會催化法律制度的發展。一套詳盡的成文法規，加上穩定和具透明度的法律制度，對投資者的信心至為重要。中國法律早已進行改革，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和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便是其中二例。加入世貿，將令改革力度更為迅猛。法律程序的透明度必須進一步提高，訴訟程序必須有終結的機制。中國的司法機構正銳意推行改革。
隨着貿易和投資新領域的相繼開放，外資在中國的投資預期會急劇增加。中國會成為具競爭力的出口貨品製造基地，更會因關稅降低而增加進口貨品。此外，中國更承諾放寬多種重要服務行業的外資投資限制，包括分銷業、電訊、金融、專業服務、影音器材、旅遊業等。外國投資者與內地磋商和簽訂協議，將需要律師提供法律意見，而解決由這些協議所引起的糾紛，也需要律師的協助。
內地有些律師非常精通自己的專業，除了具備良好的英語水平和資訊科技知識外，也能洞悉世界各地的法律發展動態。此外，法律刊物和判決書資料，不論是印行本、磁碟版或網上登載形式都絲毫不缺。不過，直至80年代末期，中國的律師仍然是國家法律工作者，獨立的法律專業更要在1996年5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制定後才正式獲得確認。內地目前約有110 000名律師，其中約80 000名是專職律師。這些律師之中，約只有 5 000至6 000人具備適當的語文能力和國際性法律執業經驗。在1957年至1978年間，中國整個法律制度支離破碎，四人幫就是在這個情況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肆意搗亂。自1978年以來，中國在重建法律制度方面已經取得重大進展。為符合世貿的要求，中國的法律制度無疑必須進一步現代化和加強透明度，而中國的律師亦必須達至國際執業的標準。
香港經驗
香港跟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正經歷全球一體化所帶來的經濟轉型，對律師造成的影響甚為深遠。從1950年代至1990年代期間，房地產市場發展最為蓬勃，很多律師可以完全倚賴房地產法律服務經營律師事務所。期間的大律師和律師，包括海外畢業生和在香港設有辦事處的跨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數目倍增，增幅遠超人口增長率。外國律師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刺激本地律師拓展執業範圍，以切合資本巿場、企業融資、證券、知識產權及資訊科技等專門領域的要求。在國際性法律執業方面，香港律師無疑較內地律師有更豐富的經驗。
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房地產巿場大幅滑落，法律服務業也受嚴重打擊。法律界深切自省，積極尋求各種辦法度過這個經濟危機，應付全球一體化所帶來的挑戰。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分別加快推行法律專業進修計劃和持續專業進修計劃，律師會更收緊規定，把修讀課程設定為簽發執業證書的條件。律師爭取機會與內地同業交流切磋，修讀中國法律，學習或改進資訊科技方面的技能。他們認同，要在業界立足生存，就必須朝向多元化和專門化發展。檢討香港法律教育及培訓督導委員會最近發表了《香港的法律教育及培訓：初步檢討》，提出多項提高未來大律師和律師水平的建議。兩所法律學院已經着手修訂法律專業證書課程，以切合現代的專業發展需要和提高收生標準，並正為此邀請法律界代表參與制定課程內容、收生條件和人力資源的政策。一個由首席法官領導類似英國Woolf委員會的工作小組公布了"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諮詢文件"，研究如何改善民事訴訟程序，盡可能減少訴訟費，採用個案管理方法加快訴訟程序，把訴訟變成更廉宜省時的排解糾紛辦法。我希望這一切措施，有助香港發展成為亞洲最高效率、最具效益的法律服務中心之一。歸根結底，一個重視獨立自主的專業，必須審時度勢，欣然接受轉變。
香港特區政府可以提供哪些協助
香港特區政府相信香港的法律制度可以提供一個令人安心的環境，作為仲裁、訴訟、調停和其他排解糾紛的基地。這一點對於與內地企業建立商業關係的商人和投資者尤其重要。本港的普通法制度舉世知名，備受推崇。香港以英文和中文為法定語言，語言上出現問題的機會極微。法治，廉潔的政府和司法獨立是香港社會的基石。香港就金融事務、貿易、知識產權和合約方面所制定的法律，一向都符合國際慣例，而本港法院審理這類事務，具豐富經驗。香港有完善的運輸和通訊系統，而且設有一個達到國際水平的國際仲裁中心，其判決可以在內地和所有《紐約公約》的締約國執行，該中心每年處理約300宗案件。香港目前有5 000多名本地律師，當中包括60名資深大律師(等同於御用大律師)，註冊外國律師則有600多名，他們分別來自19個不同的司法管轄區，當中超過250人在註冊外國律師行工作，其餘的則在本地律師行工作。如果內地發生的糾紛在香港排解，海外商人就會抱有信心，深信他們的合約獲得可靠、獨立和公正的法律保障。
以香港作為排解紛爭之地，也會受到內地客戶的歡迎，因為他們與香港的律師溝通，不會有任何困難。本港所有律師行，包括外國律師行，都有一些僱員與內地客戶具共通的語言和文化背景。香港的律師行熟悉內地市場的運作，因此無須冗長的指示便能明瞭事情的背景。在地理上，內地客戶到港出庭應訊也相當方便，無須長途跋涉即可解決糾紛。
政府深信業內人士是有能力克服中國加入世貿所帶來的挑戰。不過，政府有責任提供一個有利環境，把香港發展成為一個法律服務中心。政府可以在這方面廣作宣傳，指出可以利用香港公司作為投資工具，採用香港的法律作為處理涉及中國的合約的適用法律，以及使用香港的法院和仲裁組織作為排解糾紛的場所。為此，政府現正積極參與以下磋商－
(1) 就民事及商業案件的司法管轄權和與其他國家的交互強制執行判決事宜在海牙商議簽訂新的多邊條約；
(2) 就內地與香港特區交互執行法院的判決事宜商議設立機制，所適用的案件則限於案中各方曾訂立協議，同意完全由香港或內地的法院作為解決紛爭的場所；
(3) 與內地有關機構磋商，讓香港律師較易在內地設立辦事處，藉此進入內地巿場；以及
(4) 與內地磋商達成涵蓋法律服務的更密切經濟伙伴關係的安排(性質類似自由貿易區)。例如：准許香港律師取得中國法律的執業資格，並發展香港律師與中國律師之間各種形式的長期委託關係。
對於在內地營商的人士來說，這些措施非常重要，因為假如在一宗商業糾紛的訴訟中，勝訴一方無法在敗訴方擁有實質資產的司法管轄區中執行判決，則勝訴也毫無意義。目前，香港已有一套法規，方便在互惠基礎上登記指定外國的高級法院所頒發涉及款項的判決(在民事及商事方面)。現已有15個國家與香港簽訂條約，以便交互執行有關判決。目前，香港與內地之間並無交互強制執行判決的安排。不過，非指定國家的判決可按照普通法予以執行。我們有計劃擴大交互強制執行判決的範圍。海牙國際私法會議自1997年3月起開始就草擬公約進行磋商，目的是制定一條全球適用的公約，以協調有關民事及商事的司法管轄權的國際規則，並促使外地民商事判決得以承認和執行。香港是以中國代表團的身分參與磋商。海牙公約生效後，香港即能與締約各方建立交互強制執行判決的關係。但鑑於香港與內地屬同一國家，上述安排不能適用於兩地。不過，我們正另外展開磋商，以訂定一個計劃，讓判決能在香港和內地有限度地交互執行。這計劃初期僅限於涉及合約而有關商業款項的判決，並只適用於締約方選擇以香港或內地法院作為調解糾紛地點的合約。該計劃與交互強制執行仲裁裁決相似。建議安排生效後，外國投資者如選擇香港作為調解糾紛的地方，並在香港獲得判決，則有關判決可在內地執行。
過去20年來，中國已使2億多人脫貧。中國仍然致力進一步提高國民的一般生活水平，特別是西部地區。遠在14多年前，中國已申請重新加入關貿總協定，今天，長期的努力終於取得成果。未來幾年，中國的貿易量必會迅速增長，經濟也會急速轉型。中國未來的挑戰，就是如何應付徹底的轉變。那些決定在中國營商的人士，將會參與這個歷史過程；更重要的是，這個過程既能促進中國法律制度的發展，亦能加強中國的法治。這方面的裨益，比金錢方面的得益更加寶貴。
我十分樂意回答各位的問題。謹祝各位在馬年萬事勝意，龍馬精神。多謝大家。
完
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