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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今日（十月十四日）在香港電台第三台播出政務司司長曾蔭權「香港家書」的全文（中文譯本）：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四天前向立法會發表了任內第五份《施政報告》。過去幾天，社會人士通過電台節目和報章專欄，都在熱烈討論這份《施政報告》的內容，由房屋、就業以至安老等問題，盡是討論的焦點。
我今天只想集中談談董先生《施政報告》的一個環節，因為這是一個對香港的管治有深遠影響的重要議題：就是行政長官對香港政府引入問責制的構思。
究竟何謂問責制？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正是問責的政府嗎？不錯，我們是問責的政府。根據《基本法》，行政主導的特區政府須向立法機關負責。
但董先生在星期三提出的建議，令問責制的發展向前邁出重要的一步。他構思出來的新制度，更加切合港人治港的概念。本港現行的政制安排，大部分是沿襲昔日的殖民地建制，而並非建基於一國兩制下我們現時所享有的高度自治。
董先生提議在特區政府高層架構引入一套新的主要官員聘用制度，適用於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和大部分的政策局局長。
這是一項影響深遠的建議，我認為會使我們的問責制更趨完善。探討這項建議時，須同時考慮到香港在回歸後四年半以來的發展情況。
實行港人治港之後，社會人士對高級官員的期望越來越高，亦要求有更完善的問責制。市民認為高級官員既然參與制定政策，並且在公共事務方面擔任領導的工作，就應該為施政的後果承擔責任。這種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目前，三位司長和所有局長都屬常額公務員。因此，他們須要就行政管理失當和個人行為不檢負責；同時，也受到行之已久的公務員委任、管理及紀律制度規管。
然而，社會上不斷有壓力要求高層公務員就施政的成敗得失負上政治責任。
根據現行的公務員聘用條件，要求公務員負上政治責任，並不恰當。這樣做始終會破壞本港公務員體制的政治中立，而政治中立正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之一。
同時，我亦深深了解到，高層官員同事所承擔的工作量日益沉重，他們的角色亦由以往主要負責行政而變得愈來愈政治化。過去四年，他們的工作不論在難度、複雜程度和數量方面均與日俱增。
他們不僅須本着政治中立的原則來制定政策，亦須在黨派分明的立法機關，為他們建議的政策據理力爭；又要通過傳媒推介和辯解他們的建議；並且確保配合民意。這方面的工作量愈來愈沉重。現在正是時候採取措施，改善這種情況。
在高層官員架構引入一套新的委任制度，並從外界物色人選，不失為合乎邏輯的做法。根據行政長官的建議，三位司長和大部分的政策局局長會成為公職人員，而不再保持香港市民所理解的公務員身分。
他們經行政長官提名後委任，並向行政長官負責。他們在政府內部構成一個新的政治決策層，而此舉亦可以令公務員繼續保持中立。
這個制度會帶來更多彈性，讓行政長官可以同時從公務員隊伍和私營機構之中物色合適的人選，擔任這些職位。這些官員與公務員之間在角色和權責上的分別，會有清晰界定。
具體來說，三位司長和政策局局長會負責制定政策及承擔政治責任，而公務員則負責公共行政及管理方面的職務。大多數民主國家都是實行這種制度。
三位司長和政策局局長會獲委任為行政會議這個最高決策機構的成員，讓他們可以集體參與一個較近似內閣的制度，一起制定政策；釐定政策和立法措施的緩急次序；全盤地分配政府的資源。
在這個制度下，他們可以看到他們提出的建議，如何與其他主要官員的建議互相配合，同時，涉及政府不同政策和運作事宜的決定會得到更理想的協調。
更加重要的，就是上述的種種安排會使主要官員處於一個更佳的位置，與立法會議成員溝通合作，爭取他們的支持。
根據這些安排，主要官員須對轄下政策範疇的施政得失負上全部的政治責任。正因如此，他們當會更用心聽取民意，並且認真加以考慮，以確保所推行的政策切合民情，所提供的服務亦得到公眾認許。
這些官員與常額公務員不一樣，任期不會超逾提名他們的行政長官的任期。這項安排的好處，是讓他們可以在任期屆滿前集中精神取得最理想的成果。
我希望不會出現嚴重的施政失誤，但若不幸發生，有關官員將會受到公眾嚴厲的責難。新制度會提供所需彈性，以便及時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
此外，新制度可以把公務員政治化的機會減至最低，確保公務員管理制度完整，保存公務員一貫專業、中立和量材錄用的優點。
由於權責分明，我深信新制度不僅可以在政府的高層架構加強問責制的文化，各級官員，甚至整個公務員體制也會逐步受到這種文化感染。此舉可以在決策方面帶來嶄新的安排；政府得以更妥善回應社會的訴求，提供更理想的服務；並且加強問責。新制度實在對香港會有好處。
完
二○○一年十月十四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