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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今日（七月十二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國際都會」動議辯論致辭全文（只發中文）：
主席女士︰
很多謝這麼多議員剛才就這議案作了積極的發言，我想首先指出，正如石禮謙議員和周梁淑怡議員曾經指出，香港目前從很多指標來看，已是亞洲區中國際級的大都會，當然李卓人議員、譚耀宗議員和何俊仁議員等等幾位都指出，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的指標，不應該純綷是經濟，我們亦同意這一點。因為實質上若從純經濟數字來看，我們並不需要去辯論，我們目前國民平均收入很接近英國，亦不是比美國差很多，在亞洲區中，僅僅是排在日本之後。但就算以其他指標來看，包括人權和其他社會指標，我們的成就亦是驕人。
我舉幾個簡單的例子，我們是世界上少數有人權法的地方，我們簽署了十四項人權的公約，其中很多公約連美國也不敢簽。在社會指標方面，我們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口是住在政府資助的房屋。教育方面，過去三年我們大大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的開支，來達致改革目標，我們再看看其他的數字，目前就讀在我們八間大專院校的同學中，有百分之四十二是來自租住的公共屋邨，證明我們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是非常之高。我們的福利亦在照顧着現時二十三萬跌入安全網需要我們照顧的人士，另外有五十五萬的老年人通過生果金等亦得到一定程度的回饋。所以，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香港實質上已是國際大都會。
但正如剛才田北俊議員所說，在一個變動不停的世界裏，很多事會發生的，剛才田議員舉了南美洲經濟逆轉影響了香港第一大股票匯豐的股價，這是其中一個例子。何秀蘭議員亦提及大唐的雄風盛勢，我個人是很喜歡讀歷史的，我亦對大唐的雄風盛勢非常之敬仰，我敬仰的並非因為其國力強盛，而是如何議員所說，我敬仰的是其開放文明的水平，但在盛唐裏亦埋伏了日後安史之亂的因素。在很短的期間，這大動亂導致長安，當時世界第一的大都會，在短時間內灰飛煙滅，數以百萬計的唐民遭到生靈塗炭，至於原因是甚麼，可以慢慢再說。
主席女士，我想指出的一點是，城市的成敗興衰是由很複雜的因素去主宰，並不是個人或政府單一的力量可以影響到，內在和外在的因素亦會影響一個城市的興衰，所以我們作為特區政府，有需要保持高度警覺，不能鬆懈。剛才單仲楷議員和何秀蘭議員亦提及，建設硬件易，建設軟件難，我們亦同意這一點，所以事實上，我們是有需要在每一個施政的階段，要很慬慎地反思和檢視施政，努力地做好硬件和軟件的建設工作。
主席女士，跟着我想就着幾個範疇，對議員剛才的辯論作一些回應。首先就着政制問題，剛才很多議員包括李家祥議員、吳清輝議員和田北俊議員等，都指出了政制本身並非一定能保障人權、法治、以至經濟增長，我相信這也是一個客觀事實，我們不需要去辯論，但政治和經濟當然是息息相關的，所以政制對一個城市的發展是重要的。李柱銘議員在開宗明義時提及民主、人權、法治、自由是一個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要素。作為一些原則，這些都是普世的價值，是無可爭議的。但實質上，現在香港是否真的就這幾方面有爭議呢？我看在大部分情況下都是沒有的。我們唯一的爭議是步伐的問題。這個問題剛才陳鑑林議員也說得很清楚，但我作為一個政府的官員，當然為了紀錄的需要，要不煩其詳地再說一次。
《基本法》已定下香港特區未來民主發展的藍圖，為我們的民主化進程訂立循序漸進的原則。就立法會的選舉問題，《基本法》附件二已提供機制，讓香港特區自行決定二零零七年以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無論產生的方法如何，最後的目標是普選。
政制發展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議題，對社會整體影響深遠，所以我們必須審慎研究政制改革對社會的影響，要依據《基本法》按部就班地處理這個課題。從現在到二零零七年之間，在政制發展方面有兩個重要的里程碑，分別是二零零二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以及二零零四年的立法會選舉。我們會總結這兩次選舉的經驗，以決定未來的路向。當檢討二零零七年以後的政制安排時，我們會進行廣泛諮詢，讓市民在整個檢討過程中有充分和全面的參與。
至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基本法》也有清楚的規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應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目標是達至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基本法》附件一對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作出了明確規定。
第二任行政長官選舉將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下旬舉行，立法會剛於昨天通過了《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為明年的選舉提供法律基礎。我們的當前急務，是展開有關附屬法例的草擬工作，以及落實行政長官選舉的具體安排。
日後，我們必須考慮香特區的實際情況，並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的原則和有關附件的規定，檢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第二個課題是有關人權和法治，在此不少議員已說了不少，我想先總括的講一下我們的看法，然後就着個別議員提出的要點回應。我們認為香港的人權紀錄是良好的，這實際上不單是我們的說法，大家可能會認為，西方傳媒會對我們這方面的負面看法比較多，但事實上，英國報章The Observers在一九九九年做了一次比較全面的調查，他們的評審給我們的評級高於美國、英國和澳洲，如果大家須要查這些紀錄，應該很容易找得到。
香港的人權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這也是本港一百五十年來司法制度的基礎。我知道有些人憂慮法治受到損害。正如我們在本港和國際多個場合解釋過，這些恐懼是沒有根據的。無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法治依然是維持公義的要素。不論對個人或整個社會而言，法治都為人權提供了最終的保證和保障。在大部份情況下，我們的普通法制度的運作和回歸前的情況絲毫無改。有某些情況下，這制度的核心觀念甚至乎比以前保障得更好。基本的原則例如司法獨立，引用其他普通法體制先例的權利和尊重人權全都得到基本法的保証。我可肯定普通法制度會持續下去，而基本法會繼續為我們法律制度的延續，尊重人權和法治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
我們的法律制度以法治為基礎，除訂明個人權利外，還特別為保障這些權利作出規定。在憲法層面，這些權利已在《基本法》，特別是在第三章（第二十四至四十二條）加以界定。
此外，《人權法案條例》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條文納入本地的法例，並對政府和公共機構具有約束力。許多個別法規（例如《性別歧視條例》、《刑事罪行（酷刑）條例》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亦保障各項公約規定的多種具體權利。
除訂立法例外，我們亦有數個保障人權的組織架構，包括平等機會委員會、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申訴專員公署、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等等。
任何人如在特區認為被政府侵犯了人權，可透過法院提出訴訟。如有財政困難，可獲提供法律援助。相信各位議員也知道，法律援助署已經放寬了人權個案當事人接受法援的準則。當然，政府的表現一向受到自由而警覺性高的新聞界，以及非政府機構的密切監察。同時，由於香港須依照六條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定期提交報告，聯合國公約監察組織亦會監察香港的情況。
保障人權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我們必須按步就班，在各方面都取得良好的發展。但我們不會因此而自滿，我們將會繼續努力，進一步做好有關的工作。
剛才在辯論時，有個別議員提及一些案例，例如楊森議員談到香港仍然有種族歧視的問題，我們承認香港有這問題存在，但是以國際標準去評比，實質上是遠遠達不到嚴重的程度。一個客觀的事實是香港有接近五十萬的外籍人士居住，而在一個如此稠密的城市，因種族歧視而導致的暴力事件，甚乎是完全沒有聽過。這本身已比世界無數其他先進國家的大城市來說，已是一項驕人的紀錄。
楊議員亦有提到示威的問題，何俊仁議員亦有提到一些例外，他談到當法治出現例外時就會有危機出現的情況，他亦提到法輪功的例子。事實上，如果大家能客觀地面對示威的權利這項事實，回歸以後，我相信任何頻密參與示威的人士都不會感到示威活動受到不必要的限制，而回歸後，相比於九七年以前，大部分時間有關示威的規定還要寬鬆，我們在這方面的寬鬆程度比不少英美的城市還要鬆。所以，剛才如果各位就示威的情況而有擔憂，這可以說是過慮。但是無論如何，我認同大家的精神，就是在這方面我們不應鬆懈。
我亦想回應吳靄儀議員的發言，她剛才就法治和民主步伐，作了一個非常令人動容的演譯，她亦提到在法治上來說，證據、理據和程序是非常重要的。人人都可能犯錯，包括法庭在內，所以我們應建立一套理性的文化，令大家有反思的能力，可以在有需要時認錯，及可以進一步做好我們的工作。作為一個原則，吳議員的看法是無可爭議的，作為一種精神來說，我個人亦認同香港是有需要建立一套更加理性的文化，而不是隨意在未有充份理由的時候，進行指摘和謾罵。
我想談及的第三點是關於公義和尊嚴的問題，這是一個不容易說請楚的問題，就如羅致光議員剛才所說。但是，香港作為一個社會，是否只是一個只講經濟的社會，我們是否真的沒有講公義呢？實際上不是，我剛才開宗明義的舉出多個例子，從社會上多個指標可見到，我還可以指出更加多的指標作例子，不過大家都可能耳熟能詳，我亦不須浪費大家的時間。但我想補充一點，我剛才所說的社會指標，我們作為香港的市民所付出的代價，即市民所納的稅項，極有可能是在高度發展的國家和地區中最低的，我們的勞動人口有三百多萬，大概三分一的勞動人口須納稅，而納足百分之十五標準稅率的人數只佔勞動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三，陳智思議員較早前亦提到我們要看清楚這個問題。無論如何，一個社會必須要講社會公義，要講個人的尊嚴，這個原則特區政府全面認同，但如何保證達到這目標，則要從全面配套來看，我們一定要保證特區有思想及表達意見以及人身的自由，我們一定要保證我們有充份的資訊和新聞自由，並容許市民在不影響大眾利益的前提下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而這些自由必須由一個重視法制而高水平的司法制度來保障。目前來說，我們擁有一套強而有力的司法機構，有良好的法治精神，並有意志維護這些自由的政府，所以，在這方面來說，我們的基準是不錯的。但是，我亦同意羅議員剛才所說，在某些範圍我們做得不夠，須要加強工作，例如如何提昇殘疾人士、少數族裔及新來港定居人士全面投入社會，享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在這方面我們仍須努力多作點工夫。
主席女士，在這裏我想談及，這幾年大家可能發覺香港增加了社會矛盾。剛才梁耀宗議員舉了一些例子，還有其他議員和李卓人議員亦舉了一些例子。但這些社會矛盾的增加是否因為人權法治的倒退呢？還是經濟衰退帶來的副作用呢？我相信後者是遠為重要的。正如譚耀宗議員較早時指出，我們目前由於經濟力在國際上受到嚴重的威脅，所以社會上產生不少的矛盾。例如低技能工人的收入、貧富懸殊的問題、工人工作時數的問題等等，這正是為何特區政府需要在過去幾年大力推動一系列政策的原因。這些政策包括培訓人才，培訓現有技術不足的人才，在有需要的時候引進一些外來的人才，並發展和應用高科技等等，這都是為了提昇香港的競爭力，確保我們的經濟發展。為何確保經濟發展這麼重要？因為如果沒有經濟發展的話，我們根本不可能有足夠資源去推動一系列改善人權、法治、公義、尊嚴的工作，這些工作很多也需要資源投入來配套。所以維持着經濟發展，始終對香港這個經濟型的社會來說，是一個重要，甚至乎是優先的目標。
主席女士，對於我們他日能否保持着國際都會的地位，我們仍然是樂觀的，因為我們的條件是有利的。在經濟上，我們背靠祖國，面向世界。若我們看看過去二十年的紀錄，中國在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每年的平均增長率是列於全球最高增長地區的國家。而且，隨着中國加入世貿之後，我們有理由相信國家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長仍能維持很高的速度。香港處於一個很有利的位置，我們隨着國家進一步開放和經濟發展，肯定會繼續在經濟上得益。而政治上，我們的《基本法》亦是循序漸進走向更開放和更多市民參與的一套選舉制度，所以我們在未來的日子在政治上是會繼續進步。更加重要的是市民有強烈自由的意識，我們是有強烈意願保障目前的法治，良好的法治制度是會維護下去；我們是有強烈的意識去監察政府，不致濫權。在一個有自保和有監察意識的七百萬市民的城市裏，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我們不需要對人權法治等會出現倒退的情況作出過分的擔心。
剛才很多議員引述很多國際機構給我們的評級，我剛才亦引述了The Observers給我們的評級。但我想再多引述一個，因這個比較廣泛，不只是談經濟，我想引述European Commission歐洲議會對我們的評價，這個評價是近期作出的，若我沒記錯，這是去年作出的。我在此以英文引述其原文：European Commission concludes Hong Kong remains one of the freest societies in Asia. Hong Kong people are running Hong Kong and doing so effectively。這個是歐洲議會，不是個別國家，對我們的評價，而且是一個很近期的評價，大家可以參考別人怎樣看我們。
主席女士，香港能成為世界上高度發展的城市之一，全憑香港人努力奮鬥，對於我們取得這樣的成就和多年努力的成果，我們作為香港人或中國人應該感到非常的自豪。事實上，我們過去多年以來的成就，均是單憑我們自力更生、努力耕耘的成果。我們並沒有任何的外債，亦沒有任何外國的援助，我們基本上是憑雙手和努力，提昇到國際都會的水平。但我們要保持這個地位是不能夠單靠政府的，整個社會亦需要共同努力，香港人勤奮上進，極具創意，並且深具適應能力，這正是我們競爭的優勢，我們亦是一個奉行法治的社會，一個守法、尊重他人權利和自由的社會，一個享有自由資訊、自由思想的社會，並且擁有一個保持社會有公平秩序的廉潔政府。這些均不是我們自己所說的，這些是一個統計三千間外國公司來香港開設公司時候，問他們為何來香港開設公司的答案，這全是白紙黑字有紀錄的。正因如此，我們可以於現在和將來繼續運用我們的優勢，使我們在這個優勢基礎之上，將香港建設成一個經濟蓬勃、具有公正公義及和諧穩定的社會。正如李家祥議員剛才所說，我們有需要自強、自重，我希望加多一個：我們亦需要自醒，確保香港他日能面對世界的挑戰，讓我們香港人能享有這一切的成果。多謝主席。
完
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