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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今日（十一月十八日）在「地方行政新紀元」座談會上的演辭全文（只有中文）：
政務司司長、各位區議會的主席、各位副主席、十八區的議員、各位朋友：
今日是一個好幾年都未辦過的大型的場面，一個大日子，今日展示了對區議會未來在地區行政及香港憲制角色一個重要檢討的開始。我上任這個工作四個月左右，我偷了步，在過去四個月，亦得到各位區議員的幫助，能夠在短短的時間拜會了十八區所有的區議會，在這個拜訪十八區區議會的歷程裏面，除了能夠更加直接地跟大家聽取到每一區的特色和每一區認為最重要的問題，加深了我對十八區的認知外，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很直接地從大家的口中，聽到大家對區議會現在的運作，和對未來的職能方面很寶貴的意見。
我想我上任四個月以來，如果你問我，感覺學到最多的是那一些工作呢？我可以說是拜訪十八區區議會令我學習到最多，獲益得最多。我在十八區區議會的經驗是良好的，大家沒有任何的漫罵，但有相當的批評，大家是以一個有豐富經驗的身分，向我提了很多意見，在更多的時候，我們有坦誠的溝通。總括來說，我的感覺是大家肯定區議會在施政上的貢獻，但自從取消了兩個市政局之後，政府承諾了檢討區議會的職權已有一段時間，有相當比例的區議會議員少少感到不耐煩，亦對部分目前區議會運作的情況有一定程度的不滿。
在交流意見方面來說，我當然很難在今日短短的時間內，將我在十八區聽到的意見開列出來，這亦都不是一個恰當的場合。但我亦想藉着今日這一個機會，將我聽到的意見略為歸納一下，希望能夠對今日稍後十八區區議會的討論，來作一個拋磚引玉式的提問，亦希望對大家稍後的討論有所幫助。
我基本上可以將我在十八區區議會聽到的意見歸納為兩組比較大的問題，第一是有關區議會的權責問題，這個是我感受到在眾多區議員之中，大家比較關心的問題。關於區議會權責的問題，我亦想分開兩個層面來說，一個層面是大家關注的是在中央政策或中央資源調配方面，究竟跟地區本身實際的需要是否可以有更多互動的空間？
具體來說，大家的提問包括：中央的政策是否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彈性，在實施的時候可以滿足地區的需要？中央政策是否完全不可改動？是否在眾多的區議會對某些實施中的、或者是準備實施的中央政策提出強烈的意見的時候，中央是否可以聽多些這些聲音呢？地區議會是否可在中央政策範圍之內，不致增加中央資源的前提之下，對某一些地區事務是否可以有決策權？
有些議員向我提一些很具體的例子，譬如地區的巴士站、垃圾站等設施的擺放，為何都由中央的部門指指點點，而不是由區議會作一個更直接的決定呢？地區設施方面，尤其是在兩個市政局取消之後，是否應該有另一個撥款機制？我們其實有先例，譬如我們市區和鄉郊小規模的改善工程設有另一個撥款機制，是否因應這些地區設施應有另外一個撥款機制，確保這些地區設施不會由於長期跟中央其他重要的設施競爭而屢屢爭取不到資源？又包括區議會是否可以應該有更多的空間，在不影響執法或增加中央資源的大前提之下，參與地區設施的管理？純粹用於地區活動的資源，是否應該以「專款專項」的形式，這四個字是其中一個區議員跟我提出的，以「專款專項」的形式，直接交給區議會來決定用途？這是第一方面在中央政策和資源調配與地區互動空間的一系列的問題。
另外一組關於權責方面的問題就是，中央政策就算跟地區沒有很明顯的關係，但是否可以更有效地吸納區議會的意見呢？因為歸根究底，區議會裏面大部分議員都是來自直選，區議會議員亦都有不少的數量是在區內植根非常之深，跟市民的關係，不用說比起官員，甚或比立法會議員都要深。在這個情況之下，中央是否要更加仔細聆聽我們這五百幾位的議員對中央施政的意見？
一些具體的建議問題包括：民政事務局或民政事務總署是否能夠更加主動統籌各個政策局的諮詢工作？甚或一些比較極端的意見是中央是否應該強制要求所有對民生有重大影響的政策，必然要提交區議會討論，並取廣泛的支持才去推行？又或者包括如何才可把一些實務性的諮詢工作做得更加好？在這方面一些具體的批評是：現在一些中央政策性的文件很多時候都出得比較遲，又或者一些中央政策的諮詢，十八個區議會輪着去做，做到最後的，已有「明日黃花」的感覺，是否可以有更加有效的機制呢？
這一系列的問題亦包括中央的重大政策如果是影響民生的話，如果在不違背有需要保密的情況之下，是否中央應該更早在制訂政策的階段，就着手跟區議會諮詢和商討？是否一定要我們做好了才拿出來聽取大家的意見？提早商討，提早聽取區議員的意見，是否可以更加有效率地減少了政策建議出現大差誤的機會？
這系列就是我過去到了十八個區議會歸納出來的意見，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在這裏有證據可以給大家看，我到每一個區議會均會很小心地記錄下大家講的說話，仔細看了大家的意見之後歸納出來。
當然區議會向我反映的意見不單是政策的問題，亦有不少實務的問題。在這裏，我嘗試歸納兩組方面的問題，首先，大家比較關注的是，各政府部門不單只是民政事務總署的問責方面的問題。這一系列問題包括：中央是否應向所有部門，尤以在地區服務層面與區議會有密切關係的部門，實施更強而有力的指引？例如，應否對地區工作的領導人員或公務員，明確要求他們尊重區議會？盡可能派員工出席區議會或區議會屬下委員會會議？盡可能更加清晰和坦誠解釋他們在工作上面對的困難和情況？是不是所有地區工作的人員亦要接受這指引，盡力了解地區的需要，並且盡量在可能的情況下在他們所屬的部門總部的層面反映地區的需要，而不是純粹作為中央政策的單向宣示呢？
另一方面，地方工作的公務員是否應接受更多有系統的培訓，使他們對區議會在憲制的地位、區議會在地區工作的角色和實際議會運作，更加有意識而不致不知如何取態，甚至出現嚴重失誤的情況？我們是否應在培訓方面更強調地區工作的人員應以更正面和積極的態度與區議會作商討？是不是所有的部門均要被要求派出更有經驗，但未必是最高級的人員，來回答區議會的問題？部門應否在中央層面更加密切監察地區服務，以確保他們在區內工作的同時，能真真正正反映區議會的意見？
甚至有建議應否每一個部門至少指定一名高層的首長級官員專責處理和區議會有關的事務，以確保區議會的聲音能直達各部門的總部，甚或各政策局的中央層面？另一組建議是部門高層包括政策局高層是否應定期直接與區議會議員會面和直接溝通？各位當然了解這不能頻密地進行，但我感覺到大家有期望是否高層人士單憑自己同事反映情況已足夠？
這些帶出最後關於實務的問題，就是民政事務總署轄下各區政務專員的角色和職權，應否隨着這次區議會職權的檢討作一併檢討？另外一組的實務問題是有關區議會的資源配套問題，現時秘書處的工作十分繁重，應否考慮一下如何令秘書處獲更有效的支援？及確保區議會的工作不受影響？另一普遍的區議會意見尤其是全職的議員，認為目前的薪津是有調整的空間，這需否在這次檢討中一併檢討？尤其因應實報實銷的數額來說，我聽到的聲音似乎非常之大。關於議員在開辦辦事處面臨的問題，尤其是公屋範圍內辦事處的安排是否能更有效率更有秩序，令到區議員不致無地方辦工？另外，關於中央辨公室和共用會議室空間的問題，現時不少區議會在成立已久的辦公室內工作，這些共用的辨公室和會議室能否有更加充裕的預算，不致於找地方開會也不夠。
各位區議員，我嘗試去歸納各位的意見，但是絕對不可以囊括大家向我們提出的意見，我亦肯定大家今日在一系列會議中可以提出更深入和更詳盡的提議。我在過去四個月以來拜訪區議會，仔細聆聽了數百位在座或不在座的區議員向我反映的意見，我覺得我有責任，亦是一個很恰當的機會，藉着今日這個場合作為一個開場白，作為一個引子，作為我剛才所說一個「拋磚引玉」的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就着大家關注的問題作進一步的深入探討，及進一步向我們今日參與大家討論的同事反映意見。
我在這裏向大家作一個承諾，我們未來的檢討是會用一個開放的態度，和盡可能小心聆聽的方法，亦會盡可能用一個包涵的形式，無論大家提出的意見是否主流，我們均會仔細聆聽和考慮，但當然我希望在今日和未來一段日子的討論中，如果各個區議會可以產生一些主流的意見，即是換句話來說，大部分區議員都認同朝這一個方向走的話，對我們的檢討和落實會比較容易。
我今日作為開場的引子就講到這裏，期待稍後午餐時候和其他時候可以再聽到大家的意見，謝謝。
完
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