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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先生今（星期三）日在漢城亞太法協第十六屆大會上的講辭全文：
當我們迎接新紀元，我們不禁問自己：『未來世界會是怎樣？我們要面對些什麼挑戰？』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新紀元將為社會各方面帶來急劇的轉變。尤其是科技方面的持續發展，將對人類所有的活動都帶來長遠的影響。雖然這種趨勢在最近幾十年已經形成，但是轉變的步伐，應有增無減。
二十一世紀被喻為亞洲的世紀。很多人曾作預測，至2020年，亞洲便會在全球經濟中佔一主要席位。雖然亞洲近期經歷了金融風暴，以上的預測依然不變。亞洲的經濟力量及亞洲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力，勢將日漸加強。
這樂觀的推算會否實現，只有時間可以證明。無論預測會否成為事實，有一點是無可置疑的，就是在座各位所代表的司法管轄區內的經濟，將持續發展。我們的社會將更富裕，教育水平亦會提高。人民將更意識到他們的權利，對政府機關所抱的期望也會不斷地提高。這些期望，將會充份反映於政治領袖和傳播媒介的言論當中。
踏入新紀元，社會人士的期望將愈來愈高，而政府的司法機關 - 司法機構 - 在執行司法工作時也將面對嶄新的挑戰。
根據於一九九五年在北京簽署，並於一九九七年於馬尼拉修訂的《亞太地區司法機構獨立原則宣言》，（現已有32位地區內的首席法官簽署同意），司法機構的角色界定如下：
“10. 司法機構的目標和職權包括以下各項：
(a) 確保所有人在法治之下可以安定地生活；
(b) 在司法職權的正當範圍內，促進奉行和實現人權；及
(c) 公正地執掌人與人之間及人民與國家之間的法律。”
首兩項目標和職權，重於法院在憲制上的角色，而第三項則着重於解決糾紛方面，包括人民與人民之間及人民和政府之間的糾紛。
毫無疑問，司法獨立，對維持法治極其重要。司法機關將要面對的挑戰，是須在瞬息萬變的處境中，做好憲法和審裁方面的工作，以得到社會人士的尊重和信任。
憲制方面的職責
關於司法機關在憲制上的職責，《北京宣言》述明：
"5. 司法機構有責任尊重其他政府機關的正當目標和職權。同樣，這些機關亦有責任尊重司法機關的正當目標和職權。”
司法機關並非要干預行政和立法機關份內的事務。然而，在憲制上，司法機關擔任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就是確保行政和立法機關的運作完全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不濫用權力，讓市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獲得充份保障。司法機關在憲制上的重要角色，將有增無減；正因人類的事務愈趨複雜，法例和行政規例也相繼增多。
對法院來說，有效地履行憲制方面的職責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法官必須在個人權利和社會整體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然而，要在這兩者間取得適當的平衡，並非易事。問題往往並非黑白分明，以致在無私的大前題下，不同人士也可持不同的看法。故此法院對憲法範圍內的事務所作的裁決，經常引起爭議。
在這個既艱巨而又具爭議性的範疇內，法庭所面對的挑戰，是維護憲法和法律，以及維持文明社會不朽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在很多司法管轄區內均受到憲法上的保障，也在許多國際公約內獲得確認。不論公眾是報以讚揚，還是加以抨擊指摘，法官均應無畏無懼地履行職責。
公眾往往會評論法庭的裁決，這是理所當然的。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仔細評議法庭的判決，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人民理當積極行使。再者，公開討論法庭的裁決，有助公眾人士進一步了解司法制度的運作和所討論事情的核心。可是，就維持司法獨立而言，法官不應亦不能在政治舞台上替自己的判決辯護。因此，人民行使對法庭的判決進行評議的權利時，必須是負責任的。
審裁方面的職責
現在，我打算轉談司法機關在審裁方面的職責。司法機關在這方面所要面對的挑戰，是維持與改善法庭制度，以求達到社會人士的期望。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個公平而有效率的制度，以解決糾紛。這個制度，須成功地解決訟費與延誤這兩個息息相關的問題。在座各位代表?不同的司法管轄區。你們的法庭制度各有不同，自有不同的方式處理這些問題。但我相信以下提出的各項考慮因素，應適用於眾多地區。
法官須認同法庭時間是一種公共資源。跟所有的公共資源一樣，這種資源是有限的。因此，法庭必須確保這項公共資源得以公平和有效率地分配和使用。對於法庭時間的使用，法官將更需要向公眾作出交待。我們亦須確保法庭所採用的程序恰當，從而盡量減少解決糾紛的訟費和延誤。法庭程序須易於依循，並盡量杜絕濫用。此外，這些程序須確保各方當事人在可行的情況下，盡早表態，以鼓勵各方盡量透過妥協，及早解決各項申索。
儘管程序的架構是何等完善，仍有賴法官在案件管理上採取積極前瞻的方式，才能有效地將延誤減至最少，訟費降至最低。憑著高效率的案件管理方式，法庭（而非與訟各方）便能夠監察並最終控制案件的司法時間，包括從法律程序開始至審訊、審訊本身，以及上訴所用的時間。在一個適當的程序架構下，有效的案件管理，基本上是司法文化與態度上的問題，此亦關鍵所在。
除了司法時間的使用，上升的訟費是另一令人極為關注的問題。延聘法律代表的負擔能力，會直接影響市民將事情訴諸法庭的憲法權利。在很多司法管轄區內，政府均有提供法律援助。而事實上，在某些司法管轄區，納稅人用於這方面的開支十分龐大。同時，將符合資格的條件訂於某個水平，也是無可避免的做法。結果，對作為社會支柱的中產階級，最為不利。富有的固然可負擔訟費，而貧窮的亦可透過法律援助，獲得政府撥款或資助進行訴訟。可是，中產階級卻可能負擔不起高昂的訟費，同時亦不符合領取法律援助的資格。
不斷加添政府在法律援助方面的負擔，並非解決問題的良方。事實上，社會上很多其他措施的實施，亦需要動用公帑。要解決這個問題並非易事。關於這個問題，不少司法管轄區都採用按照耗時長短收取法律費用的做法。這做法引起的批評，主要是導致訟費提高。另一個可行的辦法，是按照申索的金額釐訂固定或最高的法律費用。這個做法可透過立法來規定，並由法庭行使其權力，在判定敗訴一方支付勝訴一方訟費時執行。還有一個可行的辦法，是訂立勝訴才付費用的安排。這類安排會令律師與訴訟的結果有著直接的金錢利益關係，因而會構成很多誘惑、風險和陷阱。所以，倘若採納這種勝訴才付費用的方法，就必須嚴謹執行依據職業道德所定的準則。某些司法管轄區，在這方面擁有寶貴的經驗。然而，每個司法管轄區均須仔細考慮本身的傳統和法律機制的發展情況，以決定在其區內引進這種勝訴才付費用的安排，是否合乎公眾利益的原則。
法庭所面對的另一挑戰，來自沒有聘用律師代表的訴訟人 - 即沒有法律代表協助而親自進行訴訟的人士。這與日益高昂的法律費用所引起的問題，息息相關。在許多司法管轄區內，訴訟人在沒有聘用律師代表的情況下親自出庭，有增加的趨勢，而訟訴雙方均可以是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當只有一方無律師代表而另一方有律師代表時，法庭將面對雙方實力不均或能力不等的情況。對於法庭，尤其是採取對抗制度的法庭，這個趨勢將帶來艱巨的挑戰。雖然法官應察覺到，在無律師代表的情況下，訴訟人可能處於不利，應予同情，但由於法官不可偏頗及必須避免偏頗的嫌疑，故此在不偏不倚地執行其職責時，法官對此等訴訟人所能提供的協助，實為有限。
為妥善處理訴訟人在沒有律師代表的情況下應訴，一個可行辦法，是設立特定司法管轄權的審裁處。此類審裁處，可採取簡易的程序，並且不容許訴訟雙方聘用法律代表。例如，香港設有小額錢債審裁處，處理港幣15,000元或以下（此金額將大幅提高）的申索。香港亦設有勞資審裁處，處理勞資糾紛。這兩個審裁處所處理的案件，訴訟雙方均不得聘用法律代表，程序亦以訊問方式進行。根據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效果令人滿意。這類審裁處，能快捷地就其權限範圍內的糾紛作出判決，其中所費的資源也合乎經濟效益，而在沒有聘用律師代表的情況下，訴訟人對於審裁處的程序，亦能應付裕如。
至於其他解決糾紛的方式，即仲裁與調停，亦會持續發展，繼續成為司法工作全貌的一部份。此等解決糾紛的方式，與法庭制度，可謂相輔相成。
面對司法工作方面的挑戰，法庭將須加緊收集及分析有關法庭運作的資料。根據這些資料，法庭便能夠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並衡量解決方法是否有效。同時，這些資料亦有助法庭更有效地向公眾交待有關公共資源的運用。
法庭亦必須追上科技的發展，有效地使用科技，提高工作效率，應用範圍包括排期、審訊過程及法官日常工作。此外，為保持及提高司法人員的專業水準，我們亦必須為法官提供持續的培訓。
面對上述種種挑戰並無靈丹妙藥。隨着世事日趨全球化，各司法管轄區之間更應加強交流，從彼此的思想與經驗中互相學習，這種溝通至為重要。
總括而言，在二十一世紀，法庭於司法方面將面對更大的挑戰。司法機關是屬於社會及服務社會的政府機構，所有社會和人民對其司法機關，都會抱更大更高的期望。為了維持法治，我們必須奮起迎接挑戰，不負眾望。
完
一九九九年九月八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