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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今日(星期五)在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午餐會席上關於居港權爭議的演辭：
游俊英理事長、蘇仲平監事長、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的各位朋友、各位來賓︰
我很高興今天有機會來到你們的午餐會，與各位街坊朋友共聚一堂。貴會歷史悠久，從很久之前開始，你們在彌敦道古色古香的會址，已經是尖沙咀其中一個標誌，貴會長期為坊眾服務，聲譽昭著，實在是同類組織中的表表者。除了對成千上萬服務對象提供實質服務外，在會務開展過程中亦培養了一批人才，在不同崗位上為香港的社區建設出力。種種成績，與一群熱心會務、出錢出力的有心人和精英的投入，是分不開的。我今日承蒙游理事長和蘇監事長的邀請，與舊朋友碰面，又認識了一些新朋友，還有機會發表講話，實在是我的榮幸。
今日的講題，是“居港權爭議的真象和教訓”。這個話題可能悶著大家，那麼就乘機午睡片刻吧。
莊子謂：「子非魚，焉知魚之樂。」這說明了一點，我們的判斷，很受我們所處的環境影響，如果我們只用我們的標準和價值，去看待不同環境之下的人和事，必然會出現偏差。
事件的起源要追溯到一九八四年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發表的聯合聲明，其中規定香港人在外地所生的子女有居港權。根據聯合聲明起草的基本法，其中一款規定兩類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子女也享有居港權。特區籌備委員會通過了正式的意見，認定有關條文應該理解為規定只有在子女出生時，父親或母親已經是居港滿七年的永久性居民，子女才享有居港權。特區籌委會的報告收納了這項意見，並且獲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接納。
特區成立後，臨時立法會通過法例，落實基本法之中關於永久性居民身分的規定，籌委的意見亦得到反映，其後有人提出訴訟，要求法院宣布居港未滿七年的港人在香港以外所生子女，也享有居留權。這個要求未得到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接納，但在終審法院卻獲得接納。終審法院解釋基本法，認為基本法的立法本意，是容許居港未滿七年的人在內地所生的子女享有居港權。
港府進行調查，發現若按照終審法院對基本法條文的解釋，即時有資格來港的人接近七十萬，待他們住滿七年後，他們為數近一百萬的下一代亦可來港。政府在十年內為對這些新增人口提供各項服務，所動用的支出估計達七千億元。
事情很清楚，終審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會為這個彈丸之地帶來無法承受的壓力，難免分散了香港達致經濟轉型所必需的資源。舉個例說，在座各位不少朋友是為人父母，你們願意見到教育署把經費和官員的精力用於提高教育質素，還是用於張羅新學額以滿足激增的需求呢？其餘住房、醫療和社會福利等方面的需求，都將成為對特區的壓力。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特區政府必須為整體港人的長遠利益著想。特區政府和我本人，絕無排拒新移民的意思，我希望沒有人會這樣。但我們必須衡量社會的承受能力，如果對服務的需求遠超過承受能力，對每一個人都沒有好處。
經過慎重而全面的考慮後，政府決定要求國務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基本法條文作出解釋，了解基本法的立法本意，是否要讓這許多人來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法律既有明文規定，人大常委會和特區政府依法行事，有十足法理依據，指人大常委會釋法是破壞法治的說法，是立不住腳的。
既然政府的行動於法有據，為甚麼有部分人士有這樣強烈的反應呢？我認為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很多在英式普通法法制下受訓練的人，一時間不能接受香港最高級的法院對法律所作的解釋，有機會被在北京的人大常委會所扭轉。因為這一種稱為「立法解釋」的權力，在英式法律制度裏面是沒有的。
在這裏，我必需談一談一些比較基本的法律概念，希望對你們了解事件的真象有幫助。當今先進國家所採用的法律制度有兩大流派，一是英美加拿大澳洲等地採用的普通法制度。香港因為與英國的歷史淵源，也是沿用普通法的。另一流派就是歐陸國家所採用的大陸法制度。中國的法律制度近乎大陸法制度。
兩個制度的主要分別，是在普通法制度中，法官的判決會形成有約束力的先例，後來判案的法官要遵循。例如在一宗案件中，包青天法官裁定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是慈善團體，不是政治團體，則如果其他法官要判其他街坊福利會是否政治團體，便要照包法官的判決辦事。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官甚至可以說有某種訂立法律的權力。
在大陸法系國家中，法官的角色僅限於演繹法律，對法律作出修改、澄清或權威性表述的功能，被認為是應該由人民選出的議會負責，而不是交由委任產生的法官進行，因為議會最能夠準確反映人民的價值觀和意願。如果法律有不清晰的地方，應該由訂立法律的立法機關去澄清。所以有一些國家實行「立法解釋」制度，法律條文如果要解釋，便由立法議會作出。
中國也實行立法解釋的制度。一來中國的法律制度受歐洲影響，二來中國幅員廣闊，各地情況不同，全國性法律的條文，不可能寫得太具體，而是列出概括的原則，細微之處便由地方法規補充，或者用立法解釋的方法補充細節，以適應個別情況。例如人大常委會曾就中國國籍法在香港實施進行立法解釋，照顧香港特殊情況，令到持有外國護照的香港人可以繼續使用外國護照作為旅行證件，便是一個進行立法解釋以利便法律執行的例證。
為甚麼是由人大常委會作立法解釋？因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年只開會一次，最重要的法律才由全國人大制定。由三千人大代表選出一百六十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是人大的常設機關，會期頻密得多。常委會有權行使人大的大部分權力，包括立法權力。由於人大常委會緊密參與立法過程，故此被認為最能掌握立法本意，是進行立法解釋的適當機關。
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權並不經常行使，自一九四九年立國以來，只行使過八次，一九八三年前祇行使過六次，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嚴格來說，只有最近期的兩次才算是真正的立法解釋。無論如何，總之可以下結論說，人大常委會行使這項權力是非常慎重的。
其實不管是普通法制度或大陸法制度，大多奉行議會至上的原則，民選立法議會享有最高權力，以英國為例，國會可以立法推翻法官的判例，甚至扭轉法官在個別案件的判決。在六十年代便有過這樣的事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駐守緬甸的軍隊炸毀了一間石油公司的石油設施，以免落入日軍之手，後來石油公司提出訴訟索償，英國的終審法院判石油公司得直，但後來國會立即通過法例，令到石油公司打贏官司也不能獲得賠償。這件事說明了立法議會以立法行為，扭轉法院判決，是獲得接受的做法。
英國國會只有訂立法例一種立法行為，可用以扭轉法院的判決，但中國的人大常委會卻有兩種立法行為，第一是修改法律，第二是對法律進行立法解釋，同樣可以達到效果。不過立法解釋對接受普通法訓練的香港法律界是陌生的概念，有人有疑慮，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想強調，特區政府現在不是要尋求推翻判決，令打贏官司的案中當事人落敗，而是尋求一個最權威的解釋，看看究竟哪些人有居港權。這樣不會損害法院的終審權，因為案件到了終審法院，便會得到最後裁決，人大常委會有最終解釋權，沒有審判權，而終審法院有終審權，但沒有最終解釋權，人大常委會和終審法院在基本法之下可說是各司其職，終審法院的權力不受影響。
有人指出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會損害終審法院威信，損害司法獨立，破壞法治，損害高度自治等等。這些是很嚴重的指控，但其實細心分析之下，都是沒有理據的。
首先，人大常委會和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行事，所採取的行動都有十足法理依據，依法行事，怎會是破壞法治？我很遺憾，有些人因為覺得政府的政策決定不可取，在反對之餘把法治拉了下水，將一件合法合憲的事，危言聳聽地形容為破壞法治。要知道在外國投資者眼中，香港的法制健全，是我們的一大優點，毫無根據地宣揚「法治已死」的不正確訊息，可能令部分不明白真相的投資者卻步，這是真正的自毀長城。
說到法院威信。終審法院本身亦已表明會接受人大常委會所作的權威性解釋。英國法院的威信，也沒有因為所作判決被國會立法扭轉所影響，正如下級法院的判決也經常會被上級法院推翻一樣，難道這就會令下級法院不受尊重嗎？
說司法獨立會受破壞實在有點杞人憂天。司法獨立就是法官在判案時不受行政機關或任何人干預，可以依據法理獨立判案，在這次事件之後，我深信香港的優秀法官仍然會秉公判案，不會覺得有壓力要作出對政府有利的判決，市民和政府有糾紛，仍會有信心到法院尋求公道。事實上，政府每一天都有打輸官司，從前如此，現在和將來也是如此。我們應該對香港的公正不阿的法官表示信任。
高度自治方面，更加不用擔心。特區成立這兩年以來，中央對落實港人高度自治的決心是有目共睹的，即使最挑剔的人，亦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中國在聯合聲明之下，有責任保證香港居民的各項權利。中國政府信守國際協議的紀錄，一向受到國際間的推許，我們根本沒有擔憂的理由。而且這一次事件已不是純香港內部問題，事件涉及數以百萬計的內地居民是否有居港權的問題，涉及內地居民出境管理的問題，涉及內地機關與香港法院對基本法有不同理解的問題，也涉及一個香港無力自行解決的人口壓力問題。尋求中央協助，與在新機場事件中尋求深圳黃田機場協助一樣，不影響高度自治。
又有人說事件令終審法院成為半終審法院，政府打輸了官司便可以請人大常委會出手反敗為勝等等。這樣的說法是有誤導性的，因為人大常委會只有解釋基本法條文的權力，不可解釋香港法例，也不可介入案件審訊。再有類似情況出現的機會微乎其微，而且香港政府明白一部分人士和國際社會的關注，若非目前有一個逼切、重大、而香港無法自行解決的罕見難題，根本不會考慮尋求中央協助。我們要記著，堂堂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怎會可以呼之則來，被特區政府用作打贏官司的工具？開國以來只行使過寥寥數次的權力，怎會輕率行使？更何況特區根本沒有權力直接向人大常委提案，而是要通過國務院進行，國務院又怎會成為特區政府的橡皮圖章？
在這一刻，人大常委正在北京開會，事件很快可望告一段落。香港人應該在這次爭議中汲取甚麼教訓？我認為是大家要開放眼界和胸襟，多認識內地的制度，接受內地有內地的法則，不要理所當然地認為香港的一套就是最好的一套。亞洲金融風暴，令香港人從淘金夢中驚醒，發現炒樓炒股始終不是安身立業之道，現在大家都在積極討論經濟的出路和競爭力，這是令人欣喜的，在未來的日子，要面對各地激烈的競爭，我們其中一個顯著優勢，就是背靠中國大陸這一個世界上最有發展潛力的龐大市場。但我們在發展利用這個優勢的過程中，也要面對內地城市的競爭。香港要繼續走在前頭，必須要放下夜郎自大的心態，好好熟習內地的事物，接受在不同社會背景下發展而成的內地制度，這樣我們才能夠確保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繼續繁榮。先有一國才有兩制，如果我們處處自認為優越，對內地的事物加以排拒，一國兩制豈會有成功指望？
一國兩制是前所未有的偉大構思，並無先例可以借鑑，香港正如一艘船，駛入未經勘探的水域，船上的人如果只顧著留戀所熟悉的舊環境，不肯正面面對新形勢新挑戰，這艘船是永遠不能抵達彼岸的。
這一次居港權爭議不論結局如何，始終仍會有大量內地同胞在未來的日子移居香港，假如他們能夠好好融入社會，他們便是我們的生力軍，新動力，而不是部分人士所認為的負累。特區政府當然會盡力提供各項服務，但最關鍵的，還是在社區層面上的支援。我們之中大部分人，都是從內地移居香港，或者是這些移民的子女。香港社會為我們的家人和我們，提供了安居樂業的機會和環境。現在是為新移居香港的同胞出力的時候，我們是責無旁貸的，畢竟他們是香港人的親人。血濃於水，以香港今日的經濟成就，實在不應該聽任我們社會的新成員自生自滅。貴會的信條，是「守望相助，休戚相關，患難相扶，移風易俗」。我懇切希望貴會同寅，能夠繼續努力，服務坊眾，建設和諧社區，支持鞭策特區政府，共同為國家及香港新一輪經濟騰飛創造條件。
最後，我再一次感謝你們的熱情款待，祝你們的會務，蒸蒸日上，又祝在座各位朋友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完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