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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昨日（星期三）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動議辯論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權問題的致辭全文：
主席︰
經你批准，我謹藉這個機會扼要說明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理據。我要指出，我們在提出這個議案之前，已充分考慮到各界對我們所提方案的支持和反對意見。這個問題的確引發了正反兩方的激烈辯論。這一點我並不覺得意外，令我覺得遺憾的是有些議員質疑個別官員的誠信，及懷疑政府是否全心全意去解決問題，這是不合理的。
大家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看法，實在不足為奇。我相信在座每一位，不論你是從以往的經驗着眼，還是為了履行立法和維護法治這個神聖任務，都一定會同意︰對香港來說，沒有一件事比維護法治更加重要。大家同是在致力貫徹法治精神。
我曾再三強調，今日也要在此重申︰法治和司法獨立，是香港成功的基石，是繁榮興旺的支柱。維護法治、保持司法獨立，正是政府的首要任務。
我知道，政府這次決定請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基本法》第22條4款和第24條2款(3)段的立法原意，會令一些人質疑政府對於維護法治和司法獨立的決心，甚至嗤之以鼻。他們當然有權這樣做，不過，我會請他們在提出質疑之前，先對事實加以冷靜分析。其實，政府在考慮各種方案之前，已顧及立法會議員和廣大市民最關注的問題。香港是個建基於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法治社會，我們在權衡利弊，研究如何應付終審法院在一月二十九日的判決所帶來的社會和經濟難題時，已致力確保所選擇的方案不會損害法治的基礎。
我們不會為求一時方便而採取權宜之計。我們的對策必須建基於兩項原則，一是完全符合憲制規定，二是與法律沒有絲毫抵觸。我們絕不會任意妄為，現在如是，以後亦然。我們必須確信所採取的對策不會損害法院的利益或妨礙司法獨立，也不會削弱我們的法律體制，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遵守承諾，維護香港的憲法 ──《基本法》。此外，我們更須確保所作的決定能夠符合香港人的最佳利益，因為當前的問題關係到他們現在和未來的福祉。
正如我剛才說過，我明白這個問題所引發的情緒是何等強烈；我也尊重各方深刻的感受和看法。有關居留權的問題，社會各界已辯論了好幾個月，而幾個可供選擇的方案的利弊，亦已連番公開討論過。有關辯論大部分都是由立法會和轄下的內務委員會提出和主持的；若說經過這番漫長的激辯後，議員仍未有足夠時間考慮未來路向，請恕我不能苟同。經過仔細討論後，行政長官決定提請國務院，要求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有關條文。行政長官提出要求的措辭，會向大家公開。
我已經細心聆聽一些議員的關注和疑慮。他們擔心這個處理方法可能會在實質或觀感上對法治有影響。大眾關注及公開辯論過的課題，在我們進行內部討論時，同樣都經過反覆的激辯。我相信沒有另一件事會令社會各界覺得必須結合力量來維護法治。儘管我並不完全同意法律界人士的論點，但我承認法律界人士對維護法治確實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過，很明顯，法律界本身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不一致。
我們在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時，已明瞭上述的關注。不過，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我們就要作出持平的決定，以最公平、最有效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大難題。我們知道，無論我們作出什麼決定，必定會引起爭議，而且必須付出代價。
主席，我不打算詳述這個決定所涉及的法律、憲制和實際問題；這些問題已由律政司司長和保安局局長向大家交代。不過，我希望大家從憲制、社會和政治的角度考慮有關問題，我們固然要遵守法律，但也必須實事求是。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我們有了一套新的憲法。這是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說得確切一點，就是香港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正是針對這個情況，為了解決一個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而產生的精妙構想。在香港、內地，以至英國，已有不少人為實踐這個構想而花了很多時間和心思，而《基本法》正是他們經過一番努力以及爭議辯論之後的心血結晶。
《基本法》保證了香港可享有《中英聯合聲明》所承諾的高度自治，讓我們的社會大致上可一如以往，繼續實行法治，以自由社會的形式運作。至於《基本法》帶來的最根本改變，莫過於香港終於史無前例地具備了成文憲法。
更重要的是，《基本法》是“兩制”在“一國”當中交融之處，因為歸根結底，我們享有的不是獨立自主，而是高度自治。我們這部憲法是一個主權國的法律文件，是整套憲法的一部分，所以，《基本法》被稱為香港的小憲法，並非無因。
香港一向把普通法奉為圭臬，在法制上與內地截然不同，《基本法》把兩地的法律制度聯繫起來，高度發揮“一國兩制”的精神。不過，問題的關鍵亦在於此。因為《基本法》一方面賦予終審法院終審權，另一方面亦保留人大常委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終審法院本身亦已明確認同這些權力。
《基本法》亦有訂明修改或解釋《基本法》的機制。香港特別行政區可經由全國人大修改《基本法》，或經由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關於政府對各項方案的看法，以及採納對《基本法》作出解釋這個方案的原因，我們已在昨天的內務委員會和今天的會議上詳細交代，我不打算一一贅述。不過，對於我們的決定所引起的批評和關注，我希望藉這個機會回應一下。
首先，我們無意，也從未打算要求終審法院修改一月二十九日的判決。換言之，終審法院對有關案件的判決，就是最終的裁決。無論人大常委有何決定，這些判決都會維持有效。有關當事人的權利已經獲得保障，而且會繼續獲得保障。
我們作出這個決定，並非因為我們不尊重終審法院或其判決。事實恰恰相反，我們正是因為尊重終審法院的判決，所以才需要循憲法及法律途徑，應付這項判決所引致的嚴重社會經濟後果；我相信，任何一個依法辦事的司法管轄區或國家在面對如此棘手的難題時，也會這樣做。
我們已多番強調，在此我要一再重申，提請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能夠按《基本法》的真正立法原意去執行這項法例。換句話說，我們是請求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的有關條文，而不是要就終審法院的判決提出上訴。這完全是兩回事。我要強調，我們是請人大常委對《基本法》的有關條文作出解釋，而不是重新解釋 - 這同樣是兩回事。
由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並不會削弱終審法院的權威。終審法院和人大常委都是按照《基本法》，各自發揮本身的功能。同樣，我們不應說由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等同剝奪香港的法律權力。香港既未獲授予《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和修訂權，剝奪權力之說實不能成立。
我們並不是基於一些憑空揑造的理由，而提出要解釋立法原意。我們之所以作出這項決定，是因為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和籌委會多年前所達成的結論，使我們有足夠的論據這樣做。
有人認為由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會損害司法獨立。究竟理由何在？是否言之成理？在任何一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法官都有自由根據法律審判案件。但如果法律修改了，或者出現了權威的法律聲明，法官亦有責任按此審判案件。他們與我們一樣，都必須受到法律約束。我們的法官就曾經宣誓會擁護《基本法》。
最後，我想談談開創先例的問題。基於我們的新憲制架構的特質，在實際推行“一國兩制”時，問題總是無可避免，因此，當前的問題遲早也會出現，只不過出現的時間可能比想像的為早。也許在事後看來，這未嘗不是好事。迴避難題，始終不是最好的處理方法。我們必須更深入研究本港獨特的憲制架構帶來的各種意義。我也想順帶提出一點︰大家沒有理由假定每次法庭作出與《基本法》有關的判決，而判決與我們的意願相違時，特區政府便會求助於全國人大。
這次要求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的情況是極為罕有的。過去五十年來，人大常委只不過行使了八次解釋權，上兩次行使解釋權，最終令香港和澳門適用的國籍法條文得以放寬，相信兩地居民都已大為受惠。我們作出這個不尋常的決定，是因為我們要處理的問題非比尋常。我們選擇有關方案時，已致力恪守憲法的規定和符合法制的規範。我們的做法是光明磊落的。
我重申行政長官的承諾︰我們只會在非常例外的情況下，才會要求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我們也十分了解有人關注是否需要設立準則作為日後尋求人大常委解釋的依據；我向本會及市民承諾日後會探討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主席，香港沒有用不盡的資源。在這片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經聚居了670萬人。
我不認同某些人指香港是一個自私自利的社會。我們自己或上一代又何嘗不是移民或難民！我們都知道苦日子是怎樣難熬的。我們並非對別人的困境無動於衷，只是我們都很清楚，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實在難以在未來十年承受大批內地人士來港定居所造成的壓力。人口增加的壓力更會世代相延。結果是服務水準和生活質素肯定會下降，整個社會和本港的經濟大為失色。這種情況不論是對本港現有居民，或是對那些突然獲得居港權的人士來說，都是不公平的。我們並非背信棄義，而是要面對現實。
大家不要忘記，准許非登記婚姻所生子女來港的安排，將會令合資格來港的人數增添20萬。這個數字大約相等於現行每年55 000名內地人士獲准來港這個配額的四倍，而在一年365日的每一天，將不斷有內地人士根據這個配額來港與家人團聚。此外，受我們這次決定所影響的人士仍可以繼續申請來港居留，只是他們必須取得單程證，有秩序地來港。
我也不認為，這事引起一番爭議，就顯示本港社會甚或政府出了問題。在香港這個講求法治、行政機關必須向市民負責的自由社會，出現這種情況實在是意料中事。我們處理這件事的手法是公開而坦誠的。我們已就新增人口的數目作出誠實的調查。我認為，清楚交代這些影響深遠的重大事情，不能說是危言聳聽。如果我們試圖隱瞞或揑造事實，反而會受到市民譴責。任何負責任的政府為未來規劃時，都必須考慮所有可能出現的後果。
作出這個決定，是非不得已的。一個社會在面臨足以影響世世代代命運的重要關頭時，總要果敢地作出決定，但這些決定必須合乎法規，並以有關人等的利益為依歸，更要得到這些人的支持。我們本着真誠作出這個抉擇，在力求符合市民的期望之餘，也有必要維護憲法賦予我們的基本權利。
我謹促請議員支持本動議。
完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