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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今日（星期三）在立法會會議上衞生福利局局長霍羅兆貞就「醫療融資顧問報告書」議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女士：
我非常感謝剛才差不多二十五位議員的發言。雖然今日由梁智鴻議員提出的議案經再三修訂，但我看得到各位議員大致上皆贊同，我們必須正視及檢討現有的醫療融資制度和服務架構的弊病，並作出很多改革的建議，以適應下一個世紀的社會需要。這一點我是非常贊同。我更想藉此機會重申，政府對改革現時醫療制度的決心是不會動搖的。
我們明白到醫療制度是一個很複雜、牽涉到多方面的問題。正如哈佛大學的顧問所說，如其它國家一樣，香港將需一段長時間才能完成體制上的徹底改革。但是，我們需要在今天開始討論這問題，決定改革路向，以免達到有危機時，才去尋求辦法，可能已經太遲。明顯地，若不採取適當的改革措施，除了會出現大家也很關心的融資問題外，公共醫療服務的質素亦會隨之而急劇下降。我們的下一代將要承受今天不願意作出徹底改革的後果。
但我需藉此機會強調，我們要求哈佛顧問作的是對整個醫療制度的全面檢討。改革現時融資制度只是其中一環，在體制上的相應更新亦同樣重要，務求能不斷提高醫療質素，進一步保障病者的利益。所以融資改革與體制改革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例如透過不同融資方法，可增強病人的知情權和選擇權，使醫療服務提供者在體制及運作架構上作相應的調節，以滿足病人的需要。
改革融資制度是指整個社會尋求額外的醫療資源，並以較現在更有效的方法來分配。但這絕不等於政府推卸現有財政的承擔。只是在有限的資源下，我們有必要將公帑用於最適合的地方。政府會繼續在醫療服務範疇上投入大量資源，確保沒有人會因為經濟能力不足而不能獲得適當的治療。我們有責任照顧低收入人士在這方面的需要。
然而，在堅守這政策的同時，哈佛的顧問報告帶給我們一個明確警告訊號：若要維持現有的醫療服務質素，政府在十七年後，即二零一六年後，將須要投入經常性開支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三到公共醫療服務體系上。我不認為市民會認同這種「融資方法」，皆因我們沒有人能接受單為醫療而要犧牲對其它同樣重要的公共項目，例如教育、房屋、福利等方面的開支。
除財政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以最有效的方法，去分配及運用未來的醫療資源，減少服務架構「分裂隔離」所帶來的資源浪費。在這方面，我們應朝向加強基層和社區醫療，以及家庭醫學的發展，減少服務重叠，改善服務的連貫性，在這幾方面我亦很開心聽到多位議員也非常贊同。
自從哈佛顧問報告公開公來，我很高興各界人士已開始熱烈討論這課題。我亦想告訴梁智鴻議員，不用擔心這是三分鐘熱度，經過多個星期我們仍收到很多的信件和市民的諮詢。從初步的反應，我察覺到社會上已普遍認為，有需要改革現有的醫療制度。但大眾對顧問所建議的新融資模式，尤其在實施的細節上，意見紛紜。其實，顧問所建議的模式細節，大部分只是初步的構想；若將來真的要落實顧問所建議的融資方案，我們還需詳細研究和磋商當中的細節，例如供款率、全民保險的服務範圍、如何甄別需要接受政府資助的人口組別等。所以，在現階段的討論中，我期望市民能將討論重點，着重於未來醫療制度的目標及方向，及如何能達致一個全民保障，共同承擔風險及有效控制醫療成本上升的方案。有關一切具體措施和細節，可留待日後若決定採用顧問所建議的方案時，再進一步仔細研究。
近日我聽到一些對融資模式的其它建議。例如有人問：與其採用複雜的聯保供款制度，為何不乾脆增加稅收呢？其實，從融資的角度來看，並解決不了我們正面對的問題。這基於以下原因：第一，薪俸稅的總收入只有約二百億元，並不能完全承擔現時年約三百億元的公共醫療開支。若要藉提高稅收來解決融資問題，增加的幅度定必對納稅人造成沉重負擔。若需另開新的稅源或擴大稅網，將引致其它問題，及違背了香港一直奉行簡單低稅制的原則，並可能對香港的經濟復甦帶來負面影響。最重要的是，光是增加稅收並不能解決現時醫療服務架構內所存在的問題，例如服務缺乏連貫性和公私營機構工作量不平均等。這對改善醫療質素及在更新體制上，不能帶來任何裨益。
另一個普遍的問題是：增加醫療收費不就能解決問題嗎？今天公立醫院所收取每天六十八元的收費，若單靠增加此收費來紓緩融資上的壓力，根據顧問估計，到了二零一六年，因為醫療費用的上升，用者須付大約等同今天一千四百元的價值的費用，方能享用到近乎現時質素水平的醫療服務。顯而易見，在這個方案下，將會有兩種情況出現：(一)高收費令病患者的財政負擔越來越重；(二)若收費增加幅度低於實際需要，大眾必須於醫療質素及平等制度上作出犧牲。再者，增加收費亦不能有效地解決醫療制度內的各種問題。
另一個普遍的誤解是，全民保險制度下，中產階級將被剝削。我必須加以澄清這一點。全民保險制度的優點，在於將個人因患病而帶來的財政風險分攤於較廣泛的基礎上，令每一個受保的市民所承擔的風險，減至最低。香港人十分樂觀，通常在健康的時候不會想到自己會患病，在年青時不會想到自己會年老，在沒有長期病的時候亦不會想到自己會患上長期病，所以有很多人對於需要供款，為未來作出一些準備，是非常抗拒的。在先前所述的增加收費或稅收的方案下，財政風險只會集中於病患者或納稅人身上。相比之下，全民保險制度對中產階級將則較為公平，皆因分擔風險的基礎較現時擴濶，個人在患病時的負擔亦相對減少。
剛才陳智思議員亦提到有些僱員因現時僱主已經提供醫療保險，故此不覺得再需要一個全民保險制度。其實，他們亦應理解到，僱主現時所提供的醫療福利，只限於僱員在職時使用。若僱員轉工或退体時，他們享有的醫療福利將隨之而終止。
今日議案和修訂議案有很多的建議我都同意，現有的醫療申訴及服務質素監察制度，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我希望能夠透過今次諮詢，與各界人士和市民大眾共同研究和探討市民可以信賴的申訴和監察制度。我們亦贊同應加強預防和基層醫療，健康推廣以及家庭醫學的發展。我們更不可否定病人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在一個健全的醫療制度內的重要性。有關私人醫療保險制度的建議，我想指出的是私人醫療保險有着它的局限性。私人保險多只承保年青力壯和有相當經濟能力的「低風險」客戶，而低收入和年老多病的一羣，在購置私人保險時，往往遇上困難，或須繳付極高昂的保費。因此，他們在最有需要時往往得不到週全的保障。相比之下，以互相承擔風險為目標的全民保險，便更能有效地解決問題。同時，私人保險因有盈利的誘因，往往令醫療成本急促上升。環顧推行以私人醫療保險為主的國家，他們的經驗我們應引以為鑑。
有很多議員亦討論有關檢討醫院管理局的管理和架構，我亦透過今次的辯論會跟進議員提出許多這方面的意見。但公平一點，醫管局自90年成立以後，致力改善服務質素，其成就亦被顧問所肯定。現時是考慮如何在現有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改善。而顧問所提出的，是重訂醫管局的角色，更改現時的運作架構，作為在改革體制的其中一項配合措施。再者，一體化醫療不失為解決現時服務架構「分裂隔離」的其中一個可行建議。當然，我們不排除有其它方法，或會比顧問更好的建議或更有效的方法。在這方面，我期待醫護界、議員們和市民大眾能積極提出他們的意見，讓我們能集思廣益，尋找一個最有效而能被各方接受的方案。
我得一再重申，政府對應採用何種改革方案，現時是抱着開放態度的。我們不可否定的是，全民保險、護老儲蓄和一體化醫療這些方法有不少優點，其模式亦已在世界上多個地方推行。不過，我們還需要仔細研究這些方案的細節，和究竟這些概念是否能配合香港市民的情況。
議員們和市民大眾的意見是非常重要的。為使各階層有機會對此課題作深入的瞭解及討論，我們打算在以後的兩個月，廣徵民意，我們會到每一個區議會，作簡介和作討論，至於議員提到的公眾諮詢期，可能未必足夠，我亦收到這方面的意見，我們會預計這三個月，看看是否有需要，如果有許多人覺得需要多些時間對報告作更加詳細的分析和表達意見，我會樂意考慮酌情延長諮詢時間。我們在收集意見後，會詳加研究及分析，並隨後擬備政府的諮詢文件，列出政府所建議的改革方案，再向大眾作全面的諮詢。
謝謝主席女士。
完
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