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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今日(星期三)在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香港有限公司亞洲投資會議上致辭全文:
各位午安。今天能夠與在座各位國際知名的機構投資代表聚首一堂，我感到非常高興和榮幸。我知道各位都非常關注香港特區法律制度和法治的最新情況。我希望在這裏向各位再三保證，香港特區的現況良好。在這方面，我會談談最近惹起關注的兩宗事件，就是終審法院對居留權的判決，以及我不起訴胡仙女士的決定。
背景
首先，讓我向各位簡述一下特區的法律狀況。今年六月底，香港將會慶祝特區成立兩周年。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在法律制度和人權方面，是十分成功的。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香港特區得以保留原有的法律制度，而法治及司法獨立也得以維持。
香港原有的普通法和差不多所有成文法例都採用為特區法律。回歸前在任的法官全部得到獨立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延任。特區終審法院取代倫敦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成為特區最高上訴法院，更方便訴訟人向最高上訴法庭提出上訴。此外，獲委任的終審法院本地及海外法官都是司法界的表表者，並已為法院贏得高質素、公正不阿、獨立的美譽。
特區《基本法》不僅臚列“一國兩制”理念的憲制架構，還述明可通過特區法院訴訟而體現的權利和義務。有人曾根據這些條文對臨時立法會的合法性及一些法律條文的效力提出質疑，並提交法院審理。這些質疑正好展示本港的人權完全得到獨立的司法機構所保障，而法治也一如以往的鞏固。
有關居留權的裁決
我現在先談對於我們的入境法例某些條文提出的質疑，這些質疑既帶來了終審法院最近的裁決，也引起了其後的各種爭議。
不論是在回歸之前或之後，香港顯然都有需要控制從內地來港移民的數目。自1982年起，我們一向透過單程通行證制度，控制來港移民的數目，這制度包括了由內地機關每日批准發放的單程證配額，而且一直行之有效。
回歸後，《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把香港特區居留權賦予若干類別的人，因而為入境事務引入了新的元素。這條文賦予成千上萬在內地出生及成長的兒童，以前並不能享有的香港特區居留權。如果這些兒童全部立即來港，對社會支援服務所造成的衝擊定必難以承擔。
因此，特區政府提出修訂《入境條例》，對內地兒童實施居留權證明書計劃，而有關修訂由1997年7月1日起生效。法例規定任何人如要享有居留權，必須持有有效旅行證件（實際上指由內地機關發出的單程通行證），而旅行證件上必須附有由入境事務處簽發的有效居留權證明書。為取得證明書，他們必須向處長證明並令他相信，他們的雙親其中最少有一位是享有香港特區居留權。
有人透過法院質疑居留權證明書這個計劃，他們認為計劃抵觸《基本法》。終審法院於1999年1月29日，就四宗在香港以外出生的中國公民聲稱享有居留權的案件，宣布判決。由於時間關係，我不能在此詳細論述有關判決，我只會略述若干要點。
質疑的論據之一是有關法例是由一個並不依《基本法》合法地組成的臨時立法會所制定。終審法院裁定臨時立法會是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90年4月4日通過的決定有效地組成的。
終審法院也裁定了居留權證明書計劃的下列各點為有效-
(a) 任何聲稱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二)(三)條享有居留權的人，必須申請取得居留權證明書；
(b) 該名人士只可藉其持有居留權證明書以確立身分；以及
(c) 他必須留在內地，直至申請程序完成為止。
終審法院認為居留權證明書計劃下列各方面不符合《基本法》 -
(a) 居留權證明書必須附貼於單程通行證之上；
(b) 須經內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申請居留權證明書；
(c) 計劃生效日期追溯至包括1997年7月1日至9日；
(d) 沒有香港特區居留權的母親所生的非婚生子女不得享有香港居留權；以及
(e) 出生時父母並沒有居留權的人士不能享有居留權。
判決中的兩點引起各方的極度關注。其中一點是終審法院作出聲明，指香港特區的法院享有司法管轄權，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立法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倘若認為有關立法行為不符合《基本法》，特區法院有權宣布該立法行為無效。香港和北京的一些論者認為，終審法院這些陳述把終審法院凌駕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更賦予自己權力去審查和監督全國人大每項立法行為。
另一點引起關注的，是根據判決享有居留權的人一旦來港，將會為香港帶來的後果。香港及北京的一些人士關注到判決會導致大量內地人來港，為香港帶來沉重壓力。
有關憲制方面的憂慮，特區政府考慮過多項方案，其中包括向終審法院提交動議通知書，要求法院澄清判詞中有關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務委員會的部分。
結果，政府提出申請，法院於1999年2月26日進行有關聆訊。終審法院講述判決的背景後陳述如下 -
〝我等在1999年1月29日的判詞中，並沒有質疑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第158條所具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及如果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作出解釋時，[香港]特區法院必須要以此為依歸。我等接受這個解釋權是不能質疑的。我等在判詞中，也沒有質疑全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依據《基本法》的條文和《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序行使任何權力。我等亦接受這個權力是不能質疑的。〞
我相信法院的聲明有助消除部分人士早前對判決表示的憂慮。
有說政府在無先例的情況下申請澄清判詞，令法院承受政治壓力，也損害了司法機構的獨立性。這是完全錯誤的想法。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法院也曾在宣判後澄清裁決。以美國的Matimak案為例，這宗案件涉及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在美國地區法院提出民事訴訟的權利，第二巡迴上訴法庭曾就香港政府的申請，對自己的判詞作出澄清。法庭在1997年8月20日修訂同年6月27日的判詞，說明沒有就香港回歸後的地位發表意見。
此外，我向終審法院提出申請，顯然是恰當的做法。終審法院認為本身享有固有司法管轄權，可以澄清判詞，而終審法院也打算這樣做。法院原來的判決沒有受到影響，這是清楚不過的事實。法院的獨立性和公正性沒有受到任何損害。指出或暗示終審法院法官會屈服於任何政治壓力的人，顯然是對終審法院法官的能力和誠信毫不了解。
我希望圍繞終審法院判決產生憲制問題的爭拗可以告終。實施《基本法》初期出現這種爭議是在所難免的。法律糾紛得以在法院解決，顯示香港崇尚法治。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都以溫和積極的態度，理智地解決了我們一個國家的內部問題。我們應該放眼未來，着手處理居留權證明書持有人的入境安排，以及判決對社會服務所帶來的影響。
終審法院宣判後，入境事務處一直與內地出入境管理局(“管理局”)商討合資格人士，包括非婚生子女，申請居留權證明書的新程序。入境事務處處長已經與管理局舉行兩次會議。下一次會議即將舉行，以進一步商討有關安排。我們相信，與管理局商討有關程序的工作會繼續取得進展。
警務處和內地公安部門正加強邊境管制，打擊非法入境活動。政府已經成立專責小組，研究終審法院判決的長遠影響。政府必須準確掌握可能來港的人士的數目和類別，以審慎評估這些影響。
不起訴胡仙女士的決定
我現在轉談近日另一件引起爭議的事件，就是我不起訴胡仙女士的決定。去年3月有三人被控串謀罪，而胡仙女士被指牽涉其中。對於胡女士本人沒有被起訴，許多人感到疑惑。我被指摘處理不當。不過，我現在要向各位解釋，這項指摘是毫無根據的。
我決定不起訴胡女士前，曾經仔細考慮過針對她的證據，最後認為並無達至把她定罪的合理機會。我們必須留意，上述三名被告人的案件於本年1月審結時，主審法官在判詞中提到，對於不熟悉刑事法的人起初聽到法庭可以裁定甲與乙串謀但乙沒有與甲串謀時感到疑惑，他是可以理解的。法官當時解釋這種情況可以是絕對恰當的，因為同一證據是可能只可以指證甲但不能指證乙。因此，只控告甲跟乙串謀而不控告乙跟甲串謀，也可以是絕對恰當的。
我曾經考慮53名證人的證據和3 000多頁證物，當中無一能指證胡女士有罪，也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她像其他被告人一樣，有欺騙任何人的意圖。單是我認為沒有足夠證據檢控胡女士這個結論，便足以處置這案。不過，由於我收到有關胡女士所控制的星島集團的申述，我也有從公眾利益角度考慮過這些申述。涉及這個出版集團的一些因素，從整體來看，是十分特殊的。如果起訴胡女士，確有令集團倒閉及大規模裁員的真正危險。
我認為起訴可能帶來的後果，與指稱罪行的嚴重性並不相稱。一個歷史悠久、備受尊崇的傳媒集團，更是本港兩份英文報章之一，如果於當時倒閉，不但會對本地傳媒和港人信心造成打擊，還會向國際社會發放錯誤信息。因此，我認為起訴胡女士也不符合公眾利益。
有論者指出，不起訴胡女士的決定可能是受到政治和個人因素左右。這種說法並非屬實。有人確向我提出，起訴胡女士並不符合公眾利益，原因是 ─ 舉例來說，她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太平紳士及多間慈善機構的主要捐款人。不過，我完全不理會這些政治和個人考慮因素。可幸，我向立法會發言後，有關政治和個人因素的爭論似乎已告一段落。
也有些論者企圖蒙蓋不起訴胡女士的決定純粹是基於證據不足的事實。他們反而只針對公眾利益因素，指稱我以公眾利益所作的決定，證實了地位尊貴的人獲得特別對待，或貧者富者各適用不同的法律。我已經毫不含糊地駁斥了這項指摘。事實上，律政司最近向十一個普通法和民法的司法管轄區查詢過有關問題，其中七個司法管轄區都會考慮類似因素。
我要強調的，是在這宗案件中，公眾利益因素純屬理論上的考慮，事實上根本缺乏足夠證據起訴。此外，全世界的檢控人員也會接受，有時候會出現某些情況而必須考慮起訴某人對其他人可能帶來的影響，或須考慮起訴可能帶來的後果是否與罪行的嚴重性相稱。這已經在律政司發表的《刑事檢控政策》小冊子中說明，並非任何新鮮事物或不妥的做法。
我確曾考慮公眾利益因素的事實，並不構成合理理據對我作出批評。我們已經發表而行之有效的檢控指引，也沒有禁止作這樣的考慮。極其量只能說既然沒有足夠證據起訴胡女士，也就沒有必要考慮公眾利益因素。
《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賦予我權力，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我絕對承認，其他律師可能會以不同方法作出決定，而又可能達至一個不同的決定。檢控決定本來就具爭議性。不過，我完全不同意指稱我的決定不該是我理應作出的決定這種指摘。
我可以向各位保證，我一直堅守也會繼續恪守法治和下列基本原則 －
(a) 除非有達至合理定罪機會的證據，否則不該對任何人提出檢控。我們絕不可以為了擺脫困局而起訴某人；
(b) 決定了不起訴某人，該名人士不該受到輿論或從政人士的公審；
(c) 作出檢控決定時是有可能要顧及公眾利益因素；以及
(d) 必須遵守《基本法》第六十三條，以及檢控決定不該受到事件引起的明顯輿論立場影響。
正因為我恪守以上原則，我出席了立法會的不信任動議辯論，為自己申辯。這次辯論清楚顯示堅守這些原則是極為重要的。
結論
我希望我以上所說的能令各位更了解我對這兩宗案件所持的立場。香港特區政府一向維護法治，並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司法獨立。政府在這方面立場堅定，不容置疑。公平競爭仍然是香港特區所有商業交易必須遵守的最高原則和行為規範。
多謝各位。
完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