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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今日（星期四）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對律政司司長投不信任票」的動議辯論致辭全文：
主席女士：
要我自己解釋為何議員應該信任我，實在令我感到為難。議案沒有說明為何本會不應信任我，因此我不知道在這次辯論中，議員會向我作出什麼指控。部分議員出於禮貌事先通知我他們主要關注的事項，為此我向他們表示謝意。吳靄儀議員和夏佳理議員都預先給了我他們講詞的副本，我亦想為此向他們致謝。
不檢控胡仙的理由
在接獲是項議案的通知時，吳議員告知我她會集中討論我不檢控胡仙女士的決定。我就此事已經在去年三月二十三日和本年二月四日的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作出兩次詳盡的聲明。當時只有少數議員出席委員會會議，因此，以下我會撮述聲明的要點，以作紀錄。
去年（三月）有三人被控串謀罪，而胡女士涉嫌牽涉在內。我且稱該案為「《英文虎報》案」。對於胡女士本人沒有被檢控，許多人感到疑惑。上述三名被告的案件於本年一月審結，主審法官在判詞中提到，對於不熟悉刑事法的人起初聽到法庭可以裁定甲與乙串謀但乙沒有與甲串謀時感到疑惑，他是可以理解的。法官當時已解釋為何這種情況可以是絕對正當不過的。
根據一貫確立的政策，為對受疑人公平，我們不會披露決定檢控或不檢控的原因。不過，考慮到《英文虎報》案的特殊性質，我（在本年二月四日）解釋了為何決定不檢控胡女士。
《英文虎報》案情況特殊，原因如下：
（１）我必須回應外界對我個人誠信的指摘；
（２）輿論假設了胡女士觸犯串謀罪，而胡女士與廉政公署會面的紀錄又不正當地外泄給新聞界。為對胡女士公平，我必須澄清與她有關的證據的性質；
（３）有關政府於本案中處理不當的指摘，已經動搖本港市民和海外人士對香港法律制度的信心，因此有必要挽回他們的信心。
我聲明這些特殊情況不是我編造的。那些指政府處理不當的指摘純屬推測。我強調我在這些情況下作出解釋，並不是為將來設立一個先例。將來如果有人因我恢復遵循對檢控决定不予解釋的既定政策而作出批評，是明顯不公平的。
在解釋有關不予檢控的決定前，我闡釋了檢控政策的幾個要點。第一，除非有清楚的證據支持，否則不得使人接受刑事審訊。第二，我們只應在證據有合理機會達至定罪的情況下才提出檢控，而非只因為有表面證據而提出檢控。第三，即使有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的證據，檢控如違反公眾利益，也不應提出。
正如我已解釋過，我得出的結論是，以手頭上指證胡女士的證據而言，我們並無達至定罪的合理機會。這個結論是基於以下事實得出：
＊ 指證胡女士的證據遠不及指證其他三名受疑人的證據確鑿。
＊ 沒有證人指證胡女士牽涉在內。
＊ 指證胡女士的證據由廉政公署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的一份會面紀錄所構成。
＊ 我們必須整體研究該份會面紀錄，而不應單獨地只從數條問題和答覆來分析。
＊ 雖然胡女士曾表示欲提升兩份報章的發行量，但她再三強調她並無意瞞騙出版銷數公證會。
＊ 胡女士表示對下屬的不法行為（法官亦已裁定事實如此）並不知情。當她知悉這些行為後，亦已下令他們停止這樣做。
單是我認為沒有足夠證據檢控胡女士這個結論，已足以解決此事。事實上，我完全無需考慮公眾利益這一因素。不過，由於有人對我作出有關星島集團的申述，我便從公眾利益角度考慮這些申述。我對這些申述的考慮並不構成批評的合理依據。檢控指引沒有禁止在證據不足時考慮公眾利益，極其量只可說由於證據不足，無論如何也不應作出檢控，所以也不需考慮公眾利益因素。
我所採納有關公眾利益因素的方針，雖然並非必要，但與律政司一貫和已公布的刑事檢控政策絕對一致。該檢控政策的第十段指出兩個可正當地考慮的問題：第一，檢控決定如何影響他人？第二，檢控帶來的後果是否與罪行的嚴重程度，或法庭可能判處的刑罰完全不相稱？我所考慮的因素沒有在第十段明確的提及，但這並不重要，也不應令人感到驚奇。這一段文字中所提及的因素並不，亦不可能，包括所有可以考慮的因素。
決定不檢控胡女士後，我明白所持的證據數量和有關的公眾利益因素都有可能改變，因此，我對於是否檢控胡女士，保持開明的態度。不過，由於沒有指證胡女士的新證據，我們也就無必要舊事重提。
正確的了解
吳議員就該項基於公眾利益而作出的決定提出批評。在回應該項批評之前，先讓各位對該項決定有正確的了解是重要的。胡女士應否被起訴，並非取決於上述決定。正如我已經指出，不提出起訴是因為沒有足夠證據，至於與公眾利益因素有關的決定，並不是非作出不可的。
假如法官判案時作出並非對判決絕對必需的言論，這些言論便是「判詞旁論」，亦即附帶意見。吳議員其實是基於我的附帶意見而要求本會對我投以不信任票。此外，這些附帶意見並非牢不可改，因為我已認同情況是可以改變的。即使吳議員的批評是有依據（事實上並非如此），她採取的立場仍然非比尋常，相對於指稱我犯了的錯誤，她的反應未免過大。
不管怎樣，我已請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資深大律師證明吳議員的批評是完全錯的。今晚稍後，他會就該批評作出回應。他會以一個在檢控工作方面具備二十三年經驗和卓越才幹的權威身分，發表談話。
至於我本人，我會直接了當的反駁指摘，指我基於公眾利益因素作出的決定，證明了位高權重的人士得到特殊待遇，或貧富各有一套法律，實屬不當。沒有什麼比這個說法更令我反感。
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二十六條訂明，「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因此，根據法律及專業道德，我必須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規定，而我的確有這樣做。
吳議員的批評建立於一個錯誤的假設，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指所有人必須得到完全一樣的對待，但明顯事實不是這樣。根據公約第二十六條的有關法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上是指法官和官員執法時一定不可以無理地行事。
當某項法庭或行政決定是基於明顯無理的考慮因素，即基於沒有客觀依據的考慮因素而作出，便是違反了平等對待的規定。若有任何人純粹因公約第二十六條第二句所列的其中一項或多項準則而受到歧視，有關決定便是尤其無理的決定，其他類別的無理決定也是有的。該第二句禁止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而有所歧視。我考慮的有關胡女士的多個特殊因素，並不屬於以上任何一類。
與公約第二十六條有關的典據已確立，可區別個人的特質（例如才能和特性）在某些檢控決定中是可以適當地加以考慮的。我採取的方法完全符合這些典據。
我絕對承認，其他律師可能會以不同方法作出決定，而可能達至一個不同的決定。檢控決定向來都具爭議性，不過，我絕對抗拒有關的指摘，即我的決定並不是我理應作出的決定。
我也不接受基於「會引起公眾關注」的理由，而另尋法律意見的提議。「公眾關注」是源於無根據的臆測。如果每一次遇到對檢控決定有這種臆測，都要另尋法律意見的話，人們便會很容易驅使我們另尋法律意見。而且，這種處事方法可能基於受疑人身份和背景而製造雙重標準。我不會被迫採用這些雙重標準。
尊重法治
吳議員曾說我只是口頭上尊重法治，這是不正確的。使人感到悲哀的諷刺是，我之所以現在要面對這項議案，正正因為我嚴格恪守法治。我一直嚴格遵守下列基本原則：
（１）除非有達至合理定罪機會的證據，否則不應對任何人提出檢控。我們絕不可以但求走出困局而貿然檢控某人；
（２）即使決定不檢控某人，該人也不應受到輿論或從政者公審；
（３）作出檢控決定時是有可能要顧及公眾利益因素；以及
（４）必須遵守《基本法》第六十三條，以及檢控決定不應受到事件引起的明顯輿論立場影響。
這些都是維護法治的重要原則，但正正因為我堅守這些原則，今早我受到批評。我會仔細聽取各位議員的意見，並珍而重之。我無意表示不敬，但無論我所承受的壓力有多大，都不會令我放棄這些原則。
《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律政司在檢控決定方面保持獨立，對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人均不得干涉。我須就公務向立法會作出交代，這點無庸置疑，但必需堅持上述原則。任何人均不得試圖就本司的檢控決定施加政治壓力。
終審法院的判決
主席女士，上星期，吳議員善意地預先告知我，她可能在這次辯論中提及終審法院就居留權作出的判決。讓我先就決定澄清一點。有人指稱政府從無表示尊重和會遵從法院就該案的判決，這絕不正確。政務司司長和我，謹舉例，均曾作出該等聲明。政府全力維護法治和尊重法院裁決的決心，是不容置疑的。
吳議員在上星期發布的通訊中就終審法院作出澄清一事作出嚴厲指摘。她聲稱這對司法獨立和法院尊嚴來說是一個沉重打擊。對於政府使終審法院陷入招人非議的處境，她感到非常憤怒。
上星期五，即一九九九年三月五日，我向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詳細解釋我最近北京之行和向終審法院的申請。我解釋了我在北京如何令當局加深了解終審法院的判決，亦向北京當局解釋了兩地法律制度的不同之處及表達了香港人的憂慮。我特別提到我向北京當局提交了大律師公會兩分陳述的副本，以及兩位地位崇高的律師的文章和案中證據的副本。我解釋了要求澄清的申請是在我回港後，經過小心考慮其他方案之後，恰當地提出的，法院作出了沒有偏離其原來判決的澄清，法院認為它有固有管轄權這樣做，而且願意這樣做。我非常明確的指出，並沒有向法院施加任何政治壓力，事實擺明法院的原來判決未有受左右。法院的獨立性和公正性並無受到任何損害。
儘管我已作出解釋，吳議員今早仍再提出指控。顯然無論我說什麼，我都不能夠說服吳議員接受她的理解是錯誤的。我謹請其他議員理智並客觀地審議此事。我希望你們接受一點，就是政府提出的申請不但絕對正確，而且有助於解決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我要求你們接受，我兩次聯絡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以便他可以盡快開庭聆訊，並不是對我批評的合理依據。
總結
主席女士，吳議員的批評經過透徹分析後，可見是絕對錯的，完全沒有事實根據令立法會對我失去信任。一如以往，我堅決擁護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司法獨立等原則。我所做的，沒有一樣會使人懷疑我在這方面的決心。我謹促請所有議員投票反對議案。
完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一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