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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今日(星期六)在香港電台《香港家書》節目講話全文:
安偉：
如果你有定期閱讀報紙及收看電視，你會發現最近數星期有越來越多有關人權這個課題的報道。原因是還有六天，世界很多地方便會慶祝《世界人權宣言》誕生五十周年。不過，在此之前，相信定會有人問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會有甚麼紀念活動？」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並不是初次被人問到。
似乎，這問題本身帶有一種暗示，期望政府舉辦一些有聲有色、惹人注目的紀念活動。假如真是這樣的話，我會回答說，我們並不打算以它為一個節日歡度，為它平添節日的姿采，也肯定不會大事鋪張。然而，我們會舉行一些得體而有意義的活動，以標誌這次莊嚴隆重的盛事。民政事務局稍後便會公布有關詳情。
安偉，你從香港傳媒廣泛的報道究竟得到何種印象？事實上，自從《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在二十多年前引入香港以來，我們一直抱持堅定的目標，致力宣揚和保障人權。回歸以後，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更上層樓，確保廣大市民都認識到他們的權利，而所有這些權利，都受到《基本法》這份憲制性文件的保障。香港的人權狀況，一直保持著驕人的紀錄，可媲美世界任何先進國家或地區。
《基本法》內各項條文，大大保障了人權免受侵犯。回歸以來，香港並非如一些極端的論者所預計般，有人被剝奪自由和權利。相反，我們目睹市民更積極行使《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利。事實勝於雄辯。在回歸後第一年內，香港大約舉行了１，８００次公眾集會和遊行，即平均每天五次，並有大約８８０個社團根據《社團條例》登記或獲得豁免登記。警方亦從無反對這類申請。
我要不厭其煩地指出，即使有大規模的宣傳，若不能持之以恆，也無法有效地宣揚重要的信息。我們相信，只要不溫不火地持續進行公眾教育，才能有效宣揚人權和《基本法》等重要信息。
我們日常從電視、電台收看和收聽到的各類宣傳短片和聲帶，就是我們不斷進行多方面公民教育的例證。
只要隨便找一個香港學童一問，他都可以告訴你，我們近年為學校大量製作了甚麼有關人權的教材。安偉，現時學校這種關心社會的風氣大大提高，正是你在香港讀中學時不少人渴求的。
我相信，政府所不斷作出的努力，足可證明它在人權事宜上的承擔。此外，我們在履行各有關國際人權公約方面，均有多方面的長足發展，進一步強化了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現在讓我列舉如下：
１．《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於一九九六年十月引入香港。民政事務局負責統籌就公約實施情況編寫的報告。我們已把報告提交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再由公署把報告送交北京。這份報告現已納入中國的本土報告內，並於八月提交《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公約監察組織(即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審議。我們已向巿民公開報告中有關香港特區部分的內容。預計委員會會在下月審議這份報告，屆時，香港特區政府的代表會以中國代表團成員的身分出席聽證會。
２．《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外交部宣布，為了充分體現“一國兩制”的概念，中國政府會向聯合國有關的公約監察組織分別提交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在香港特區實施情況的報告。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四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正式通知聯合國秘書長，指出根據《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規定，並考慮到中國仍未成為兩條公約的締約國，中國政府會委派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向聯合國秘書長轉交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這兩條公約有關規定的情況。
為貫徹過往多年的既定做法，我們已把這兩份報告所涵蓋的論題大綱發表，並且於本年三月十日至四月十五日期間徵詢公眾的意見。民政事務局已展開了統籌編寫報告的工作，並會在約一星期內向公署提交《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報告。至於《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的報告，則會在明年二月提交。當報告送交聯合國後，我們便會把報告向公眾發表。在有關的公約監察組織宣布聽證會的舉行日期後，公署便會通知我們。屆時，我們會選派代表出席聽證會。
３．《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或稱《禁止酷刑公約》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引入香港。又一次，民政事務局正在統籌編寫報告的工作，並且將會把報告送交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再由公署轉送北京，並收納入中國的報告內，一併提交禁止酷刑委員會，即《禁止酷刑公約》的監察組織。一俟中央政府本土報告送交聯合國後，我們便會向巿民公開報告中有關香港特區部分的內容。屆時，香港特區政府的代表會以中國代表團成員的身分出席聽證會。
４．至於提交其他報告方面，《兒童權利公約》和《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內，亦訂定締約國須向公約監察組織提交定期報告的責任。一如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禁止酷刑公約》提交報告的安排一樣，香港特區根據上述兩條公約所撰寫的報告將會納入中國本土的報告內。不過，我們目前尚未接到有關根據這兩條公約撰寫特區報告的通知。
在這裏，我不認同部份人士批評民政事務局撰寫人權報告時，拒絕讓他們積極參與，對他們的批評，我感到有點不以為然。因為我們確實已用了很多時間聆聽他們的意見，在執筆撰寫報告之前，我們公開邀請有興趣的人士踴躍發表意見，我們甚至主動邀請他們到我們的辦公室，與我和我的同事會面，藉此親身聽取他們的批評和建議。如他們仍然不滿意用這渠道發表意見，或者認為我們的報告有任何不足或欠妥善的地方，他們和任何非政府機構亦可自行向聯合國的公約監察組織提出意見。撰寫報告基本上是政府的職責，對於有人要求取代這責任，我們實在不敢茍同。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前委員，國際法院現任法官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的一番話，正好貼切地形容現時的情況。她說：「我知道有些人覺得非政府組織應該有份參與擬備定期報告，對於這個觀點，我不敢茍同。我認為這正如一場球賽，既要有球員，也要有球証，才是健康的發展，兩者的角色不應混為一談。坦白地說，我認為由政府編寫報告，而非政府組織則循各種途徑去表達它們對報告的意見，這顯然有用得多。這種表達方式，並不是透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定的任何正式身份去進行，而是透過他們向委員會提供的所有文件和簡介資料去表達。」
以上所談的各點，把我們的話題帶返到《人權宣言》這個主題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無論對生命及財產均帶來前所未有的傷害及破壞，以致各國均找尋方法，避免他們曾目睹的慘劇再次發生。他們希望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待遇和每個人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能獲得最大的保障，這促使了各國訂立《人權宣言》。雖然《人權宣言》並無法律約束力，我相信道德上的責任卻絕不可忽視。《人權宣言》不單反映了各國的抱負和願望，其原則亦體現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內，並且適用於香港，以及已在基本法內訂明。
明顯地，香港民主及個人自由的理念並不單靠立法、國際條約及《人權宣言》的道德力量而獲得多層的保障，香港的民主自由實際上正不斷擴展，有些人甚至說已在某程度上被濫用。因此，我引用印度聖雄甘地的一句話來結束這封信，相信是最適合不過。他在《人權宣言》訂立同年出版的著作中有這樣的一句話：「若不是藉著履行義務獲得權利，這種權利並不值得擁有。」
父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
完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