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檢控專員致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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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今日(星期二)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的致辭全文:

主席女士、各位先生女士:

各位午安!我很榮幸能藉今天的機會,向大家講解有關決定是否檢控和決定介入私人檢控等問題的原則和因素。我亦會就一宗於1998年10月20日的會議上轉交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處理的案件,向各位解釋律政司司長接管和中止該宗針對一名前檢察官(及其他人)的私人檢控事,並闡釋在該案中如何考慮上述的原則和因素。

I. 檢控政策

在決定檢控與否的過程中,所須顧及的原則和因素,以往均已多次說明。律政司曾於1998年4月16日發行一本名為《刑事檢控政策 - 政府律師指引》的小冊子,為了今天的會議,我已經安排分發這些小冊子給各位議員。這本小冊子簡略地解釋刑事檢控科的政策、原則和檢控常規。編寫這本小冊子的用意,是想令公眾對法治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即制定檢控政策所涉及的政策和準則,有更深入的認識。關於這方面的考慮,小冊子第8至18段有扼要的介紹。如果我只是重複這小冊子的內容,恐怕對各位議員的幫助不大,不過,如果各位有問題的話,我是樂意解答的。

現在,讓我先講述一些一般性的原則。在檢控的過程中,決定是否檢控是最重要的一步。無論那一宗案件,都必須極小心行事,以確保能在顧及受害人、疑犯及大眾的利益下,作出正確的決定。錯誤地作出檢控的決定,或反之,錯誤地作出不檢控的決定,都會令大眾對刑事司法制度失去信心。我們並沒有任何規則,規定凡屬涉嫌的刑事罪行,都必須檢控。

在決定是否檢控時,必須依照公認的法律準則考慮。檢控人員在決定是否檢控時,是以類似司法人員的身分行事的。他不會聽從政府、政客、執法機關、傳媒或任何人的命令。檢控人員不是代表政府,而是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檢控人員是獨立的,情況就如司法機構一樣。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對此已有說明,該條文清楚列明惟獨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干涉。藉虒明在這本小憲法之內,這項原則首次得到明文的保障,實在令人倍感安心。

當有充分證據檢控犯罪者而檢控又符合公眾利益時,我們便會提出檢控。這些證據須先經評估,並須顯示會有合理機會給被告人定罪。在作出這樣的決定之前,首先要估計一下,將案件交由法庭審訊,勝訴機會如何。恰當的評估證據方法,必須顧及多方面,例如證人是否可以傳召得到、證人的作證資格和能力、證人是否可信、他們在庭上會給人怎樣的印象,以及用以指證被告人的證供,是否會獲法庭接納等。此外,檢控人員亦須考慮被告人明顯會採用的或曾經表示會採用的免責辯護理由,以及任何足以影響定罪機會的因素等。

檢控人員確信有充分證據支持提出檢控或繼續檢控後,接荋N要根據所具備的可證明事實和環繞茼傢鰨蚰顗瑣蒛敼〞p,考慮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在決定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時,要視乎不同個案而恰當地考慮不同的因素。一般而言,罪行越嚴重,為符合公眾利益而須檢控的可能性便越大。不過,可用作檢控的資源並非取之不竭,因此不應花在不恰當的案件上。總而言之,若案件值得檢控,則應該動用可得的資源,進行恰當積極的檢控。在衡量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時,考慮的因素包括:

(a) 罪行的嚴重性,或反過來說,所犯的罪行是否非常輕微,又或純屬「技術違規」性質;

(b) 重要的減輕罪責或加重罪責情節;

(c) 被告人的年齡、智力、身體狀況或精神狀況,或其體弱程度;

(d) 被告人的品格和刑事紀錄;

(e) 所指稱罪行是否曠日持久而仍未審理;

(f) 被告人在有關罪行中被指須負的罪責程度;

(g) 進行檢控會否帶來相反的效果;

(h) 是否有其他可行和有成效的處理方法以代替進行檢控;

(i) 所指稱罪行的普遍程度,以及是否需要阻嚇他人傚尤;

(j) 檢控或定罪會否帶來過於嚴厲或欺壓性的後果,以致罪罰不相稱;

(k) 所指稱罪行是否相當受公眾關注;

(l) 所指稱罪行中的受害人,對檢控採取甚麼態度;

(m) 審訊可能要耗用的時間和費用;

(n) 被告人在調查或檢控其他人的過程中是否願意合作,或被告人如已經合作,其合作程度如何;

(o) 被告人如被定罪,判刑大概會如何。

如何應用以上所列的考慮因素及其他有關因素,以及如何衡量每個因素所佔的比重,須視乎每宗案件的情況而各有不同。在實行上,如果所得的證據充分,並足以支持檢控,我們便會決定進行檢控,這是恰當的做法。雖然如此,但如果所指稱的罪行並非嚴重至明顯有需要提出檢控,則檢控人員須自行判斷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

II.私人檢控

主席女士,現在我想從三方面來講解議員所關心的私人檢控課題。首先我會先概述私人檢控的程序,再而研究律政司司長可能介入私人檢控的情況,最後再就律政司司長在1998年9月18日所中止檢控的一宗案件,提供詳情。

(1)私人檢控的程序

普通市民有權就違法行為提出檢控,這項權利一直被恰當地稱為「針對權力機關怠慢或偏袒的一項寶貴的憲法保障」(註腳1)。事實上,根據普通法,每一位市民皆享有與律政司司長或任何其他人相同的權利,提出刑事檢控。(請議員參閱《刑事檢控政策》小冊子第57至66段。)律政司司長偶然需要介入私人檢控,其原因可以是為了進行該宗檢控,也可以是為了中止該宗檢控。據經驗顯示,在那些不常發生的介入檢控的事件中,後者往往是相關的因素。

普通市民可以提出和進行私人檢控,這項權利源自早期的普通法。由中世紀初至十七世紀,私人檢控是執行刑事法的主要途徑。事實上,平民有責任維持安寧和維護法律。根據英國普通法,最初的時候罪行是指侵犯個人或家庭的行為,而不是侵犯國家的行為。因此,受害人或其親屬會向犯罪者提出和進行檢控。英國普通法的另一個特色,是認為平民不僅有特權而且也有責任去維護公眾秩序和將犯罪者繩之於法。(註腳2)

中世紀時代,由於法庭和案件的增加,國王開始任命一些皇室檢察官,專責介入與君主有利害關係的案件。這樣的介入有兩種形式。君主會透過一位個人代表提出和進行某些檢控。君主也可介入一些由非官方檢控人提起而對於君主有特殊利害關係的案件。透過介入,皇室檢察官於是可以進行或中止有關的法律程序。隨茩^國普通法的發展,皇室法律人員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不過私人檢控仍然得以保留。時至今日,多條英國法規都對私人檢控予以認許。(註腳3)

以上都是一些背景資料。在香港,普通市民有權提出私人檢控,這項權利依然是針對權力機關怠慢或偏袒的一項寶貴的憲法保障。私人檢控的權利今天仍未消失,而且還行之有效;這項權利近年也經常行使:

1996年: 10宗私人檢控(20張傳票)

1997年: 6宗私人檢控(11張傳票)

1998年(1月至9月): 4宗私人檢控(14張傳票)

(2)介入私人檢控

加拿大最高法院贊同:

「普通市民有權提出告發,以及律政司有權和有責任監管刑事檢控,二者都是我們刑事司法制度的基礎部分」。(註腳4)

私人檢控權易被人濫用,也容易摻雜不正當的個人動機或其他動機。換言之,這項權利可能會被用來提出一些無理據的、欺壓性的或瑣屑無聊的檢控。因此,我們應當力求兩方面的平衡,即一方面讓市民有權提出檢控,而另一方面律政司司長也有責任確保不會有不值得提出的檢控進行。我想在此說明三點:

(a) 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b) 雖然任何人都可提出私人檢控,但律政司司長可藉發出中止檢控書而停止該等檢控;

(c) 就裁判法院審理的罪行而言,《裁判官條例》第14條在承認個人有權提出私人檢控之餘,亦明確地表明「在裁判官席前審理的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中,律政司司長可介入並接手進行有關法律程序」。這條文是在1949年制定的,它說明了立法機關在當時已考慮到日後必然會有某些情況須將私人檢控接管,而這樣做會是正確和恰當的。在這方面,香港並非是惟一有此規定的地方,在英國、加拿大、澳洲及新西蘭等國家,其律政司和刑事檢控專員也獲賦同樣的權力。雖然如此,法庭方面也指出:

「用以制止訴訟並決定不予審理的權力,應絕少運用,如須運用,亦應限於在例外的情況下,當涉及濫用法律程序的訴訟時才運用。」(註腳5)

律政司司長對於上述的觀點是無異議地認同。接管法律程序誠然是一項例外的行動。

正如我剛說過的,所有普通法國家均可行使這項介入的權力。舉例來說,在澳洲,《聯邦的檢控政策》述明,除非屬以下其中一種或超過一種情況,否則非官方檢控人可獲准保留由其進行檢控:

(a) 沒有充分證據支持繼續檢控,即是說,根據所得證據,沒有機會給被告人定罪;

(b) 有合理理由懷疑作出檢控的決定,是由不正當的個人動機或其他動機所促致的,或會構成濫用檢控程序,以致即使進行檢控,亦不宜容許繼續由非官方檢控人進行;

(c) 繼續進行檢控會有違公眾利益──執法工作必須酌情處理,有時把維持秩序或保持國際關係等公共政策的主觀考慮因素放於較優先的位置,而把嚴格執法的考慮因素放於較次的位置,會是恰當的做法;或

(d) 鑑於指稱罪行的性質或須予裁定的爭論點,即使進行檢控,為公正起見亦不應繼續由非官方檢控人進行。(註腳6)

雖然有這項介入的權力,但所有文明國家均承認,除特殊情況外,市民入稟法院的自由不會受阻,只在例外的情況下私人檢控的案件才會被接管。

(3)被中止的私人檢控案件

由1997年7月1日至今,律政司司長曾根據我的意見,運用《裁判官條例》第14條所載的權力,中止一宗私人檢控案件,即一宗由一位張虹霓先生提出的檢控。有關事件現述如下:

1998年4月23日,張先生提出私人告發,控告十個人共同犯一項偽造帳目罪,違反《盜竊罪條例》(第210章)第19(1)(a)條。該宗告發在北九龍裁判法院提出,其中一名被告人是律師,曾任檢察官,另有兩名被告人是廉政公署的在職人員。

1998年8月5日,律政司司長以書面通知北九龍裁判法院主任裁判官,表示她介入並接手進行有關法律程序。

1998年9月18日,代表律政司司長出庭的律師中止該宗提控該十名被告人的案件。

事件的背景是這樣的:1995年8月22日,張先生在地方法院就偽造帳目罪被定罪,檢控他的人是當時任職檢察官的梁先生。張先生被判處監禁三年,於1997年獲釋。他曾向上訴法院提出上訴,但申請於1996年10月18日被駁回,當時法庭形容其案件是「一面倒」的,並稱負責主審的「法官顯然達致正確的結論」。1997年10月17日,張先生向上訴法庭提出申請,要求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32條證明其案件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的法律論點,但申請被駁回。其後張先生於1998年1月13日,就其定罪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聲稱其案件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的法律論點,並且曾遭遇實質及嚴重的不公平情況。終審法院在駁回張先生的申請時表示:「其中並無出現任何不公平的情況」。

張先生被裁定觸犯的詐騙罪,其案情如下:張先生以金鷹貿易公司名義經營業務,他和一間大陸中資公司聯合經營造鞋業務,有關工廠設於東莞,由該聯營公司經營。張先生擁有該聯營公司的51%股份,其餘的49%由一名中方合夥人擁有。1992年9月,張先生買入一批機器,供該聯營工廠使用,該批機器其後交付該工廠。張先生以港幣1,392,380元買入該批機器,而根據地方法院最終的結論,張先生欺騙中方聯營合夥人,導致中方合夥人向張先生支付了港幣2,226,410元,作為其分擔購置該批機器的費用。據中方合夥人表示,有關安排是由張先生購買機器,然後由他們兩名合夥人按其合夥股權的比例,即51%/49%,分擔機器的買入價。據地方法院所裁斷,當中方合夥人支付購置機器費用的分擔款項時,張先生向中方合夥人不誠實地表示該批機器的費用總額是美金587,800元,而以此數額為基準,中方合夥人的分擔款項須為該數額折算為港幣後的49%,即實際上為港幣222萬元。這數額遠遠超過該批機器的實際購置費用,張先生個人獨取由此所得的利益。當中方合夥人要求取看供應商證明該批機器的購置費用是美金587,800元的證據時,張先生所提出的就是其控罪所指的虛假發票。由於該發票不正確地顯示購置費用是該數額,因此該發票是虛假的。張先生就該虛假發票在地方法院被控偽造帳目,並被定罪。

張先生被裁定觸犯上述罪行,而根據罪行詳情所述,該份涉案文件在要項上是虛假的,用以顯示張先生曾支付美金587,800元買入該批機器。

張先生多次提出上訴均被駁回,向行政長官提出呈請又被拒,於是提出私人檢控。

這宗私人檢控所針對的,是張先生的審訊中所涉及的十個人,包括他被地方法院審訊時的檢控官,兩名負責調查並曾作證指控他的廉政公署人員,以及其他七名也曾在地方法院的審訊中作控方證人的人士。

張先生在北九龍裁判法院向十名被告人提出的控罪也是一項偽造帳目罪。控罪所指的文件,與張先生被控告和定罪的有關文件,並非同一文件,但在他被地方法院審訊時,該份文件卻曾是審訊中的主要證物。該份文件其實就是控方所曾指稱的,在上文所述的交易中屬真發票的那張發票。雖然文件的真確性及所載資料的真實性,在地方法院審訊期間從未受到任何形式的質疑,但該文件在這宗私人檢控中卻首次被指是假的。自從地方法院審結他的案件以來(而事實上並非在審訊期間),張先生一直堅持該份文件的出現,只是用來虛構這宗針對他的偽造帳目的案件。張先生的指控要點,顯然是指無論任何人,只要他曾出示或其後使用該份有問題的文件,或在這方面曾擔任過某個角色,包括任何曾在他的審訊中利用該份文件作證物的人,即包括案中的檢控官及有關的廉政公署調查人員,均因使用該份文件而有罪。

律政司注意到這宗私人檢控,而基於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便考慮律政司司長應否行使介入的權力。

1998年5月12日,張先生接獲書面通知,律政司司長正考慮會否根據《裁判官條例》第14條行使介入的權力。其後不久,張先生獲邀向律政司提供案情撮要及證人表,而他亦妥為提供這些資料。名列證人表的,包括在上訴法院及終審法院聆訊張先生的上訴中,曾代表控方的政府律師,以及另一名曾寫信給張先生的政府律師。

本人決定由警方調查他的指控,這是為了對張先生公平起見,並沒有其他特別的理由。1998年5月27日,律政司正式將整宗事件轉交商業罪案調查科調查,而替張先生(以及其他人)錄取詳盡的證人供詞,是該項調查工作的一部分。

調查完成後,商業罪案調查科信納張先生在北九龍裁判法院所提出的控罪中所指的文件,是一份真文件,而文件所載資料也是真確的。

警方的調查結果及其他資料,其後全部交由一名高級政府律師考慮,而根據該律師的結論,此案並無證據證明張先生有理據可向該十名被告人中的任何一人提出控罪。

雖然如此,為了確保公正無私,也為了避免有可能被指為偏袒,本人決定將此個案交予獨立人士評估。因此,這個案的文件隨後送交一位私人執業的資深大律師,委託他就張先生的指控可能引伸出來的任何罪行,研究是否有充分證據檢控任何人,並就此點提供法律意見。根據這位私人執業大律師的意見,此案並無表面證據足以證明該十名被告人中的任何一人曾犯任何刑事罪行。他的結論是這宗私人檢控並無充分理據。本人接受他的意見。

根據以上結論,律政司司長實際可行的選擇,只有一個:即中止檢控。該檢控已被中止。

張先生向那些曾檢控他及曾作證指控他的人提出私人檢控,一開始便基於錯誤的理解。如果檢控純粹為自己而提出,且無勝訴機會,便不應向他人提出檢控;瑣屑無聊或無理纏擾的檢控亦不容繼續進行。經過警方的深入調查,加上所得到的獨立法律意見,可以看到張先生所提出的私人檢控是全無充分理據的。這宗私人檢控無勝訴機會,並構成濫用檢控程序。不過,此個案即使無其他可取之處,卻正是最佳例證,說明為何律政司司長需要有權為公眾利益而接管私人檢控,並在特殊情況下把該等檢控中止。

註腳:

(1) Lord Wilberforce,Gouriet 訴 Union of Post Office Workers [1978] AC 435, 477.

(2) P.Burns,《加拿大的私人檢控:有關法律及改革建議》(1975), 21 McGill Law Journal.

(3) 見《1979年罪行檢控法令》第4條等,第4條:「本法令並不排除任何人提起或進行刑事法律程序;但[刑事檢控]專員可在該等法律程序中,於其認為適合的任何階段承擔進行該等法律程序。」

(4) Dowson 訴 R (1983) 7 CCC (30) 527, 535-6.

(5) Fletcher Moulton LJ,Dyson 訴 Attorney General [1911] 1 KB, 410, 418.

(6) 《聯邦的檢控政策》,1990.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