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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今日（星期六）在「國際大律師公會會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世界各地實施的情況」致辭全文：
各位先生、女士：
承蒙邀請在這個有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重要會議上發言，深感榮幸。謹向各位蒞臨本港的嘉賓，致以熱烈歡迎，並祝你們在港逗留期間稱心愉快，收穫豐富。我認為香港是舉行這次會議的合適地點，不單是因為香港有許多事物可供訪港人士發掘和欣賞，也因為在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方面，香港為其他司法管轄區樹立了榜樣。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從國際層面來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自1976年開始生效即在香港實施，而現在繼續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簡稱“香港特區”)。1991年，香港制定了《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條文，納入香港的本地法律。這條例目前是香港特區的法律。
回歸以來，根據香港新的小憲法《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享有特殊地位。《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區的法律予以實施。第二款規定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而這些限制不得與第一款規定抵觸。
因此，《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已經牢牢植根於香港的法律制度。1997年12月4日，中國的聯合國常駐代表發出外交照會，通知聯合國秘書長，表示為符合《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雖然中國尚未成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締約國，但也會依據公約條文，由中國的聯合國常駐代表向聯合國遞交有關香港特區的報告。這些報告會由香港特區政府草擬，呈交中國外交部轉送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我們打算在今年8月提交第一份報告。
今年3月發生的另一項發展令人鼓舞，因為中國宣布會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成為締約國。此舉對香港特別重要，因為中國正式加入公約將會加強人權在香港獲得的保障。
恢復行使主權
相信各位都知道，香港特別行政區會在這個月月底慶祝成立一周年。我想藉這個機會回顧一下回歸帶來的影響，並討論過去12個月內有關法律制度的一些重要發展。當中某些發展曾引起批評，但我深信從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角度來適當理解，這些發展均有充分理據支持。此外，這些發展亦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特區所須遵守的責任。
從法制和人權方面看，恢復行使主權的過程可算非常成功。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保留自己的法律制度、法治精神和獨立的司法系統。
普通法和差不多所有原有的成文法，均獲採用為特區法律。回歸前在職的法官，全部獲獨立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重新委任。在香港新設立的終審法院，取代了倫敦的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成為本港的最終上訴機關，更為方便訴訟各方。此外，獲委任為終審法院法官的本地及海外法官，全都是最傑出的法官，並已經為終審法院贏得優秀、持正和獨立的美譽。
新制度下另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特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由我掌管的律政司在決定是否提出檢控時，繼續遵守既定和政治中立的準則。我要重申，特區作出刑事檢控決定時，從來沒有而將來也不會受到受嫌人的政治主張或個人關係所左右。
《人權法案條例》
我剛才說過，差不多所有的原有的成文法均採用為特區法律。這是基於《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的規定。這條文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布為同[基本法]抵觸者外”，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1997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議決：香港原有法律中的24條法例的全部或部分條文與《基本法》抵觸，不得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這些不得採用的條文包括《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其中三項條文。不過，我必須補充一點，就是雖然這些條文不獲採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所保障的權利和自由並沒有被削弱。
這三條條文述明：
＊ 第一，在解釋及引用該條例時，須注意這條例的目的實際是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納入香港法律；
＊ 第二，所有先前法例，凡可作出與這條例沒有抵觸的解釋的，須作如是解釋，而凡不可作出如是解釋的，與這條例抵觸的部分將予廢除；以及
＊ 第三，在《人權法案條例》生效日期後制定的法例，凡可解釋為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規定沒有抵觸的，須作如是解釋。
正如我剛才說過，《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保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繼續適用於香港。不採用《人權法案條例》上述三項條文並不會削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權利和自由，或損害香港本地法例對這些權利和自由所提供的保障。稍後我會提及回歸後的數宗訟案，說明法院如何依據《人權法案條例》來作出判決。
臨時立法會
現在讓我談談回歸所涉及最受爭議事宜之一：臨時立法會的設立。這件事情的政治背景各位定當熟悉，但讓我撮要講述一下法律方面的依據。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立法會由選舉產生，而《基本法》附件二註明，第一屆立法會按照指定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產生。這個決定由全國人大在1990年4月4日作出，與《基本法》同日頒佈。
全國人大的決定規定在1996年設立籌備委員會，工作之一是規定特區第一屆立法會的具體產生方法。上述決定也列明第一屆立法會的成員組合：20名透過地方選區直選產生、十名由選舉委員會選出、30名由功能界別選舉選出。
以上就是上月選出的特區第一屆立法會的成員組合。你可能會問，那麼何以產生臨時立法會呢？以下就是問題的答案。
《基本法》在1990年4月公布的時候，原希望香港最後一屆的立法局議員以“直通車”方式過渡。但是，香港最後一任總督所提出的政治改革使這個方法再不可行。中國不能接受香港最後一屆立法局的成員組合。
因此，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在1994年8月授權籌備委員會根據1990年全國人大決定，組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1996年3月，籌備委員會決定成立臨時立法會。臨時立法會的成員組合與1990年全國人大決定中列出的特區第一屆立法會成員組合不同。尤其是臨立會並不是透過全國人大決定所規定的選舉方式產生。
臨時立法會從來沒有意圖表示它是特區第一屆立法會。臨立會是因應情況需要而成立的臨時機關，只有有限的授權權力，在沒有第一屆立法會的情況下協助第一屆特區政府運作。
“直通車”計劃告吹後，如果沒有一個臨時立法機關就根本不能成立特區第一屆立法會。沒有一個臨時立法機關，便不可以制定成立特區第一屆立法會所需的選舉法例。此外，在特區的關鍵時刻，也無法通過必不可少的法例和政府撥款。
因此，設立臨時立法會是政治上的需要。
有人認為由於《基本法》沒有提及，臨立會的成立並不合法。他們的論點在去年7月在特區上訴法庭審理的一宗案件中提出，這宗案件是香港特區憲法發展的里程碑。
上訴法庭法官一致認為，籌備委員會是行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的權限和權力，依法成立臨時立法會。
有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我想指出一點，英國在1976年批准這條公約時，同時提出某些保留條件﹐其中一項是針對這公約第二十五條提出的。第二十五條規定舉行定期選舉，而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因有這樣的保留，公約並不要求香港設立透過選舉產生的行政會議或立法會。
這項保留條件仍然適用於香港特區，而且《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也有反映。因此，無論是臨時立法會還是特區第一屆立法會都沒有違反適用於香港的國際公約或本地法例。
我認為，臨時立法會為香港特區服務，克盡厥職。倘若沒有這個臨時立法機關，後果可能不堪想像。臨立會通過必不可少的法例，並且保證特區政府獲得所需的撥款。
臨時立法會制定的某些法例曾引起爭議。我建議覆檢那些受爭議的法例，並解釋這些法例如何具有充份的制定理由。我們不單注意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亦應緊記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區必須遵守《基本法》。某些法律作出修改是按照《基本法》建立特區所需的一步。
《社團條例》和《公安條例》
讓我首先談談1997年7月1日通過的《社團條例》和《公安條例》的修訂條文。這兩條條例在維持香港的治安方面發揮重大作用，但在香港回歸前數年，曾大事修訂。
根據原本的《社團條例》，一般社團均須註冊。1992年，這條例在兩個重要範疇被修訂：第一是把社團註冊官可拒絕為與外地政治團體有聯繫的社團註冊的條文廢除，第二是以通知制度取代註冊制度。
《公安條例》載有關於公眾集會和遊行的條文。1995年，當局曾修訂這條例，特別是以預先通知制度取代公眾遊行的發牌制度。
1997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議決：《社團條例》和《公安條例》分別於1992年及1995年通過的主要修訂條文不能採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如果不採取行動，則會欠缺規管結社和公眾示威遊行的法例，回歸後便會出現法律真空。為了避免這情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1997年4月就修訂這兩條條例的建議發出一份諮詢文件。經考慮所收到的公眾意見後，行政長官辦公室擬備了兩條條例草案。這些條例草案獲臨時立法會通過，並於1997年7月1日實施。
擬備這些條例草案時，已經非常小心謹慎，務求確保對結社自由和集會自由的限制，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
《社團條例》方面，根據目前的規定，新成立的社團必須在成立後一個月內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如果社團事務主任有理由相信，為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而有需要拒絕批准有關申請，便可加以拒絕。條例明確指出，其中最後三個詞語的釋義，與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所作的釋義相同。
如果有關社團是一個與外國政治組織或台灣政治組織有聯繫的政治團體，所提出的申請也會被拒絕。這做法符合《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即香港特區必須制定法例，禁止香港特區政治組織或團體與外國政治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至於《公安條例》方面，根據規定，打算組織公眾集會或遊行的團體或人士必須將這意向知會警務處處長。對於公眾遊行的申請，警務處處長如沒有異議，便須簽發“不反對公眾遊行通知”；但如有合理理由認為，“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而有需要反對，則可禁止公眾遊行或舉行集會。同樣地，這條例最後三個詞語的釋義，與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所作的釋義相同。
當局在修訂《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時，曾受到一些批評。有些人擔心這些修訂是不利保護人權的做法，但他們的擔心屬於過慮，因為修訂條文在公民自由和社會秩序之間取得適當平衡，體現《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基本法》的精神。我深信各位也可察覺得到，香港的政治活動和示威遊行如以往地活躍。
讓我列舉一些統計數字，說明這一點。由1997年7月1日至1998年3月31日為止，香港市民共舉行了超過1 260次公眾示威和成立了626個社團。平均來說，自從1997年回歸後，市民每月所舉行的示威活動大約有140次，而在回歸前，每月所舉行的示威活動則只有87次。對於這些舉行示威和成立社團的申請，警方一次也沒有反對過。
《1997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
現在讓我轉為談談回歸後香港必須面對的另一個法例問題。前立法局在1997年6月最後一次會議上，倉卒通過一些未經條例草案審議委員會(現稱法案委員會)審慎研究，也未有充分徵詢受影響人士意見的非官方議員條例草案。不少社會人士對這立法方式深表關注。
香港特區政府採取理智的做法，通過法例暫時終止實施這些條例其中的四條，直至徹底研究這些條例所帶來的影響，以及進行適當的諮詢工作為止。
這些條例中，有三條與僱傭法例有關。政府在覆檢這些條例時慎重參考了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勞工顧問委員會是一個由政府、僱員和僱主三方面組成的歷史悠久的諮詢機構。覆檢完畢後，政府提出法例，把這三條有關僱傭條例的其中兩條廢除，修訂其餘一條，這條法例最終獲臨時立法會通過。
另一條暫時終止實施的條例，就是《1997年香港人權法案(修訂)條例》，相信在座各位都會對這方面特別感到興趣。以下我會介紹這條例的背景。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於1991年制定，其中一項條文列明，條例只是對政府、公共主管當局及代表政府或公共主管當局的人士具約束力。沒有經條例草案審議委員會審查的《1997年香港人權法案(修訂)條例》卻加入一項條文，指出這條例適用於“所有法例，不論該法例影響政府、公共主管當局及私人間的法律關係，或只影響私人間的關係。”
這項修訂條文暫時終止實施，直至完成覆檢有關影響為止。結果政府決定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還原，通過廢除這項修訂條文的法案。
反對這項修訂條文的意見有幾個。這項修訂條文的草擬方式、以至這項條文對條例其他部分產生甚麼作用，引起一些疑慮和困惑。更重要的是，修訂條文或會使私人間的訴訟更形複雜，因為他們會根據條文質疑在案中適用的法例的有效性。應該注意的是，雖然《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必須對某類私人活動，例如歧視行為，採取行動，但這方面可以並正由一些特定法例解決。正如我剛才指出，《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保證香港居民享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的人權。因此，修訂條例引起的問題多於它能解決的，而廢除修訂條文的做法也沒有違背政府力保香港人權的承諾。
《入境條例》
現在讓我談一談臨時立法會制定的《入境條例》修訂條文。香港必須管制內地入境者的數量，這是不言而喻的。單程通行證制度自1982年起實施，訂明內地機關每日發出的通行證配額。這個制度一直行之有效。
回歸之後，香港特區入境事務出現新因素，因為《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把特區居留權賦予若干類別人士，包括在香港出生或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
上述條文賦予數以萬計在內地出生及長大的兒童，在香港特區的居留權。如果這些兒童同時全部來港定居，現有的社會支援服務便難以負荷。況且，讓所有聲稱擁有香港居留權的兒童在他們的身份被確定之前來港定居，根本是不妥當的做法。
因此，政府建議修訂《入境條例》，對上述內地兒童實施居留權證明書計劃。根據這項計劃，如果這些兒童要享有香港居留權，就必須持有有效旅行證件，即內地機關發出的有效單程通行證，其中要附有香港入境事務處發出的有效居留權證明書。要獲得證明書，就必須提出證明，令入境事務處處長信納兒童的父母中至少其中一人擁有香港居留權。
入境管制措施往往引起爭議，上述計劃亦然。我稍後會討論針對有關法例提出的法律訴訟。現在，我只想指出包括英國在內的普通法司法區都採用類似方法以核實入境身分，而香港這項新計劃一直順利運作。在回歸後的九個月內，有關計劃已迅速和有秩序地批准接近17 000名內地兒童入境。
《立法會條例》
我剛才提過，臨時立法會主要任務之一，是制定選舉法例，令香港特區第一屆立法會根據《基本法》成立。這條法例，即《立法會條例》，在去年9月制定，就上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作出規定。這次選舉有280萬名登記選民和166名候選人，投票的登記選民達53%；這些數字都破了歷次選舉的記錄。
根據《基本法》，第一屆立法會有60名議員，由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其中20名由地方選區以比例代表投票制普選產生，30名由功能界別間接選舉產生。這些界別包括經濟和專業界別，例如勞工界、地產界和醫學界。這些界別人數眾多，而且對社會舉足輕重。其餘十名議員則由選舉委員會間接選舉產生。委員會共有800名委員，絕大部分由獨立的選舉管理委員會負責監察的選舉產生。
上述安排符合《基本法》所訂定的香港民主發展藍圖。根據《基本法》，香港會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平穩推動民主進程。舉例來說，第三屆的立法會議員，將有一半由普選產生。至於2007年後民主發展的步伐可以按照《基本法》由市民決定。
《1998年法律適應化修改(釋義條文)條例》
我要討論的最後一條法例是有關法律適應化的條例。回歸之後，香港法例的文本必須作出修訂，刪除不再適用的殖民地字眼，例如，對“總督”的提述要以對“行政長官”的提述代替。
最近，一條與“官方”有關的條文作出了法律適應化修改。條文原來規定，除非條例明文規定，或條例的必然含意顯示官方須受約束，否則官方不受任何條例約束。條文反映的普通法原則，幾乎適用於所有普通法司法區。
政府對“官方”的提述作出法律適應化修改的時候，已經小心確保新條文準確反映“官方”一詞的涵義。條文所指的“官方”包括英國女皇陛下、英國政府、駐港英軍和前香港政府。“官方”一詞已經由“國家”一詞代替。“國家”一詞的定義包含對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機關，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行使根據《基本法》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行使的職能的中央當局、香港特區政府，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或上述中央當局的附屬機關。
中央人民政府或上述中央當局的附屬機關必須符合下列三項規定，才符合“國家”一詞的定義：
（１） 行使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職能，或行使根據《基本法》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行使的職能；
（２） 沒有行使商業職能；以及
（３） 在中央人民政府或上述中央當局轉授的職能和權力內行事。
由此可見，這條法律適應化修改條文只不過保存有關條文在回歸前的實質內容和反映中國恢復行使主權的事實而已。然而，修改條文引起了令人驚訝的誤解。某些海外傳媒報導，中國國有企業在香港享有特殊地位，這是不盡不實的。“國家”一詞的定義明顯不包括任何行使商業職能的機關。此外，指有關國家機關“凌駕法律之上”，同樣是誤導的講法。過去從沒有人指英國政府、駐港英軍或前香港政府凌駕法律之上 — 因為事實並非如此。特區政府和有關國家機關的情況完全一樣。
我必須補充一點：這項修改絕對不會影響香港制定約束國家機關法例的自主權。
引用《基本法》在法院提出質疑
討論過由臨時立法會通過的不同法例後，現在讓我轉談其中某些條例在法庭上受到的挑戰。能夠在回歸後提出這些訴訟是因為香港現在首次擁有一部詳細的成文憲法。訴訟人因此能以某條條例抵觸《基本法》為理由而對條例提出質疑。其中《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就列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
我曾經提及臨時立法會的合法性遭質疑但不成功的案例。案中有人聲稱普通法在回歸後不能繼續沿用，所用的理據為普通法沒有被明確採用為特區法律的一部分。《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列明：香港特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法院一致認為，這條條文沒有規定需要正式程序採用原有法律，因此普通法可以在回歸後沿用。
此外，引入居留權證明書計劃以及落實其它《基本法》條文的《入境條例》，也受到質疑。這些案件都已經由原訟法庭和上訴法庭聆訊，最終可能上訴至終審法院。因此，我以下的意見只適用於已完成的聆訊。這項計劃遭受非議的主要原因有四個。首先，有人認為，凡憑藉世系申請香港居留權的人士，均有權根據《基本法》進入香港境內，無須事先證明申請所憑藉的事實。因此，不能要求上述人士在獲准入境前出示居留權證明書。其次，有人認為，不該以入境條例為手段廻避大批內地兒童同時行使香港居留權所引起的社會問題。第三，有人認為，上述計劃抵觸《人權法案》第八條第(四)段，因為它無理剝奪了有關人士的香港居留權。最後，有人認為，這項計劃的法律效力不能追溯至1997年7月1日。
首三項論據均被法院駁回。《基本法》僅指出甚麼類別的人士擁有香港居留權，至於如何證明申請居留權所依據的事實，則交由立法機關決定。另外，《基本法》規定，居於中國內地而擬行使香港居留權的人士，必須在來港前，向中國有關當局取得單程通行證。要憑藉世系申請居留權的人士受到居留權證明書計劃規管，並沒有剝奪他們進入香港的權利，而計劃所實施的也不是無理措施。至於法例的有效期追溯至1997年7月1日的規定，獲得法院裁定支持。法院認為，由1997年7月1日起施行的《基本法》，已經列明行使居留權的限制。不過，法院也裁定，上述計劃不適用於1997年7月1日前抵達香港的人士，雖然他們在該日期前留在香港屬於違法。
條例中有另外兩條規定受到質疑。法院裁定條例中規定非婚生子女只可以透過母親而非父親申請居留權的條文抵觸《基本法》，並將其從條例中刪除。這些兒童該被視為擁有居留權。
另外，規定只有在香港境外出生時其父或母已經擁有香港居留權的兒童才有居留權的條文，最初被原訟法庭判為抵觸《基本法》。但上訴法庭推翻其判決，認為這項規定反映了《基本法》條文的明顯意思。
另一方面﹐有關公務員的規例也遭人引用《基本法》提出質疑。回歸前，公務員是由英國國務大臣向總督發出的《殖民地規例》，以及總督根據《殖民地規例》制定的規例所規管。回歸後，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四)條發出有關公務員的行政命令，以及根據該行政命令頒布各項規例。這些命令和規例遭香港外籍公務員協會質疑。《基本法》列明，原有的公務員制度“予以保留”，並“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公職人員。有人認為當局沒有遵循上述規定，因為新制度沒有獲得立法會批准。法院駁回質疑，並指出原有制度經由行政措施成立，因此可利用類似程序保留。
不過，法院聲明，禁止遭停職公職人員未經許可離開香港的規定，對公職人員無約束力。法院認為，這項規定是對《人權法案》第八條第(二)段所保障的離港自由的限制，而這項限制並非“法律所規定的”。因此，法院裁定，受行政命令規管的公職人員不在限制之列。
人權與法治
究竟這些法庭訴訟和裁決反映了甚麼？我認為，這些訴訟和裁決印證特區裏的人權得到獨立司法機構的充分保障，而法治精神也絲毫無損。市民如認為某些法例和程序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或《基本法》，可以提出訴訟，而某些訴訟已被判得直。
這些訴訟和裁決又證明，臨時立法會是依法成立的，而它所通過的入境條例，除其中一項條文外，都是合法的。
未來的挑戰
將來的情況又怎樣？未來充滿重要的挑戰。
相信在座很多人都知道，《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或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這項規定說明香港擁有高度自治權，因為儘管上述提及的罪行是針對中央人民政府的罪行，特區都獲授權就這些罪行自行立法。
特區政府在草擬上述法例時，會充分考慮《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基本法》內有關言論和集會自由的規定，並顧及公眾輿論。立法建議會由立法會深入討論﹐並且必須獲得議員接納。
另一項未來的挑戰是在香港建立雙語法律制度。有關的基石已經奠下：香港所有法例均兼備中英文本，而所有法院也獲准以英文或中文進行聆訊。目前，大部分裁判法院的案件已經用粵語進行聆訊。我們決意在推行雙語化的同時，要維持司法工作的素質。
我們會繼續發展有關《基本法》的案例。隨着有關《基本法》的案件相繼裁定，終審法院作出最終判決，不明確的地方將會消除，而釋義原則也會逐步確立。這樣將進一步鞏固《基本法》的功能和效力，並有助確定《基本法》在釐定香港市民享有的權利和承担的責任，以至權力和特權方面的有效性。
在律政司內，我會致力加強訓練司內的律師，精簡程序，並盡量善用新科技。律政司對香港的法制和施政工作舉足輕重，我們必須確保律政司的服務達至最高水平。
律政司將在另類解決糾紛方法的討論中作出貢獻。當局現正考慮在若干範疇，引進法院居間協助的調停方案，而我們也必須留意各類較溫和的解決糾紛方法。
各位可以見到，未來的挑戰委實不少。不過，我深信特區能應付裕如﹐而我們的法律制度也會越臻完善。
完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三日（星期六）